相比传统的宏大历史叙事，近年来颇受欢迎的微观史写作，更关注历史细节和历史进程中人的故事，拓展了读者对历史的认知。

历史学者孙立天的《康熙的红票》，围绕清朝康熙皇帝发到欧洲的一张红票，通过大量中外文献资料，讲述康熙与欧洲来华传教士之间不为人熟知的互动故事，展现了清朝初期中西交流的一幅生动图景。作者把宏观大势寓于历史细节之中，为读者看待那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丰富的细节把读者带到历史现场

2019年北京春季拍卖会上，出现一份康熙皇帝发往欧洲的公开信。这是一张印刷品，长近一米，朱砂红色，被称为“红票”。红票在清朝官方史书和档案中没有记载，目前已知的18份收藏在英法等国图书馆中。

作者围绕红票挖掘史料，把读者带到几百年前的历史现场。

清朝入关后，来华传教士经过种种努力，一些人走进清朝权贵圈的中心，得到皇帝信任。传教士南怀仁是康熙的老师，从康熙孩提时代起，就教他数学、天文、地理等知识。南怀仁在写回欧洲的信中曾说，他经常坐在康熙身边，“一边喝着太监送来的奶茶，一边手把手教康熙学习数学”。康熙喜欢钻研几何、天文知识，懂拉丁文。去世前5年，康熙还在给皇三子的口谕中，让他问传教士欧洲数学家有没有找到求解平方根和立方根的新方法。汉语中一些数学术语如“元”“次”“根”等，就是康熙皇帝创造的。

1705年，罗马教皇派使团来华，宣布禁止在华天主教徒参与中国传统礼仪活动的禁约。康熙召见使团代表，不同意这一禁约。此后他派4名传教士作为他的特别代表去罗马，向教皇说明他的观点。然而，4名传教士一去音信皆无。1716年，康熙便向欧洲发去红票，“寻找”他派出去的传教士钦差。红票上有满文、汉文和拉丁文3种文字，发给来到广州的西洋商人，请他们带回去，让教皇给个说法。

实际上，康熙发出红票的真实目的，并不是关心教会内部问题，而是借此与欧洲密切联系。

对传教士来说，接近皇帝对发展传教事业是天赐良机；而对清朝皇帝来说，传教士则是其接触西方知识和技术的重要渠道。在当时清朝与世界的联系中，传教士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传教士不仅参加谈判，而且他们给康熙普及的欧洲地理知识，使康熙在处理边界问题上有了世界格局。该条约的签订对平定准噶尔叛乱发挥了重要作用，稳定了清朝西北部边疆。

康熙很务实。当时清朝正在进行的国家项目需要有知识、有技术的西洋人，他多次要求南方口岸的官员，注意发现欧洲来的有真本事的洋人。1708年开始的疆域勘测，传教士参加了地理测绘，中西专家共同绘制的《皇舆全览图》，是中国第一份有经纬度的实测地图，绘制水平在当时领先世界。

在历史细节和宏观大势之间

1722年，康熙去世，雍正继位，不久雍正就发布诏令，禁止传教士在中国地方上传教。

不同于康熙从小受传教士影响、对西洋知识有浓厚兴趣，雍正年轻时就信奉佛教，与传教士接触很少，雍正禁教是基于其个人喜好的选择。作者认为，这带来的结果是，来华传教士逐渐减少，西学传播渠道随之受阻，清朝因此“错过了西方科学革命中最重要的18世纪”。

《康熙的红票》正是站在皇帝与来华传教士的关系这一视角，通过双方的互动及其影响，连接起历史细节和宏观大势。由此说明，历史充满了偶然，在传统专制下，很多时候，有影响力的个人的选择，改变了历史走向和发展进程。

基于此，作者对一些流行观点进行了思考。比如，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为何在雍正时突然停止？流行观点认为原因在于中西文化冲突。而实际上，从传教士进入中国带来西方科技，中国很多士大夫就对西方科学知识感兴趣，许多来华传教士也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方之间并不存在文化冲突，只有文化差异。总体上，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是兼容外来文化的。“文化冲突”是后来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看待历史问题，要站在当时的历史场景，而不是以后人的视角，忽视当时的社会背景。

当然，阅读本书也应看到，康熙虽然喜欢西学，但学习西方知识仅是个人兴趣，影响限于皇室成员和部分官僚，没有推广到大众教育，对社会影响很小，即使没有康雍易代，当时清朝也不太可能像西方那样进行科学革命。

历史是多面的，不同的视角和观察方式，会呈现不同的历史图景。《康熙的红票》虽然有的引文存在错漏，但它以丰富的细节，为读者观察清初的中西交流提供了不同的角度，丰富了读者对那段历史的理解。而观察过去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理解身边世界的方式。

（作者单位：中国税务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