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超是知名的游记作家，他的《失落的卫星》曾引起较大反响。在他最新出版的游记《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里，作者从北到南，由冬入春，穿越曾有“欧洲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半岛，走访8个国家23个城镇，探寻当地的人文历史，见证了世界的丰富与广阔。

在刘子超笔下，巴尔干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有着更复杂的含义，其中包含伤痛、挣扎、求索和希冀。他一路收集当地人的故事，探索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我们何以为家？

刘子超没有给出简单答案，而是通过巴尔干人的故事，让读者思考身份、归属与历史的重量。在他的笔下，家不再是一方固定的屋檐，而是心安之所的隐喻，是灵魂在漂泊中仍能捕捉到的温暖微光。它可能隐藏在陌生人善意的微笑里，在共同抵御风雨的伙伴臂弯中，甚至在独处时与自我对话的静谧时刻。当世界充满动荡，家的坐标正从地理维度转向精神领域。

刘子超笔下的巴尔干，既是地理上的十字路口，也是精神上的隐喻。在全球化浪潮冲刷下，我们何尝不在身份认同的迷雾中徘徊？那些敢于直面历史伤痕、在对话中重建联结的灵魂，终将在废墟上打造出新的精神原乡。

而巴尔干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将这种现代性焦虑以特殊的方式呈现——历史伤痕尚未结痂，民族认同仍在重塑。正是这种“未完成”的状态，反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样本：或许“家”从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坐标，而是一种不断被重新诠释的叙事，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我们是否也像巴尔干人一样，不断在记忆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这片土地上的伤痕提醒我们：历史从未真正过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于咖啡馆的闲谈中、街角的纪念碑上，以及人们选择记住或遗忘的故事里。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却让身份焦虑变得更加尖锐——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里？这些问题在巴尔干显得尤为沉重和普遍。

刘子超擅长通过普通人的故事来折射历史。在斯洛文尼亚，他参加了一场诗歌沙龙，见证了诗人如何用语言重建家园。在黑山，他遇到一位深夜为美国人订比萨的少女接线员，少女本人却从未尝过比萨；在克罗地亚的边城，他在一位老侍者身上找到过去的优雅；他结识塞尔维亚的电商“教父”，感受全球化的浪潮。

刘子超的写作风格兼具文学性和纪实性，他不仅记录风景，更深入当地人的生活，捕捉那些被历史遗忘的细节。在咖啡馆与老兵的长谈，市集上与商贩的闲聊，深夜旅舍中偶遇的背包客的故事——这些看似随意的相遇，在他的笔下都成为理解这片土地的密钥。他擅长用作家敏锐的观察力捕捉人物的神态与语气，又以学者的严谨态度梳理事件的前因后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日常中的历史”的独特呈现：一个老妇人擦拭阳台上弹孔的习惯，年轻人播放父辈珍藏的黑胶唱片，这些细微的生活切片让历史叙事有了温度与质感。正是这种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交织的叙事方式，使他的旅行写作超越了单纯的见闻记录，成为一种深具人文关怀的社会观察。正如许知远评价的那样：“在中文世界刚刚兴起的旅行写作中，子超是个难以忽视的名字。他的好奇心、洞察力、迟疑，与习惯性的自我沉溺，都散发出一种特别的魅力。”

《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不仅是关于巴尔干的旅行记录，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全球化时代下，每个人对“家”的追寻与困惑。当“家园”不再只是出生地，而成为情感与选择的复合体，刘子超的旅行为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或许真正的归属，不在于固守某片土地，而在于理解并接纳自身的复杂性与流动性。

一本引发读者思索的书，往往不在于给出答案，而是在意识的土壤里埋下种子，让读者阅读后，会突然在某个月夜或清晨，发现自己长出了新的理解的枝丫，这就是我读这本书的收获。

（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税务总局巨鹿县税务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