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西夏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近日，本报记者来到宁夏银川西夏陵，感受千年前西夏的独特文化，探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印记。相关报道见B1版、B2版。

西夏陵位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山东麓，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是中国历史上西夏（1038年—1227年）的帝王陵墓群，包含9座帝陵、271处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遗址、32处防洪工程遗址，是现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文化遗存，为延续近200年的西夏提供了实物见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掀开西夏陵的神秘面纱

1937年，德国飞行员沃尔夫·卡斯特飞越贺兰山时，被山下一片“巨大的土堆”所震撼，他用相机记录下这一壮观景象，成为西夏陵最早的影像。

1971年，宁夏某施工队在贺兰山下意外挖出十几件古老的陶制品，其中有些方砖上刻着一行行和汉字很像的方块字，施工队立刻上报给相关部门。接到报告后，考古人员到现场开始抢救性挖掘。这些“巨大的土堆”被确认了身份——西夏的陵墓。1972年，西夏陵考古工作正式开始，陆续发掘了6号陵等，取得大量考古发现，西夏王陵的神秘面纱被掀开。

而实际上，早在明代，宁夏巡抚杨守礼重修的《嘉靖宁夏新志》中就记载：“贺兰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明代安塞王朱秩炅也曾写过《古冢谣》：“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时王与侯。”

14年漫长申遗路

2011年，西夏陵申遗工作启动，2013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备案。2024年8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对西夏陵完成申遗现场技术评估。2025年7月11日，西夏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西夏陵作为多元文化交融影响的见证，其空间布局、设计理念和建筑形制承袭了唐宋陵寝制度，又融入佛教信仰与党项习俗，形成了特殊的信仰与丧葬传统，充分展现了公元11世纪—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以宁夏平原为中心的农牧交错地带，基于不同民族、不同生业、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而产生的文化融汇与创新特征，实证了当时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符合世界遗产价值标准的“人类价值观的交流”价值和“历史见证”价值。

文物见证多元文化交融

近日，记者走进陵区，只见几座高大的陵塔矗立在旷野中，背后的贺兰山像一道屏风，环抱着这片神秘的墓群。午后的阳光照在陵塔上，为历经数百年风蚀的夯土墙镀上一层金边，仿佛诉说着西夏曾经的繁荣。

陵塔是西夏陵中最高大的建筑体，由黄土混合砾石夯筑而成，夯层清楚密实，硬度很大，千年不倒。据介绍，这些陵塔建造之初，是七层实心八角密檐塔。历经千年风雨，陵塔外的木结构已经消失，但陵塔的夯土仍然完好，目前保存最好的3号陵陵塔残高20余米。

在陵区旁的西夏陵博物馆，一件件文物在展柜中静静陈列，它们是汉、党项、吐蕃、回鹘等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一尊尊绿釉迦陵频伽（妙音鸟）。妙音鸟人首鸟身，是佛教中以美妙声音颂唱佛经的神鸟。博物馆中这些妙音鸟大多出土于3号陵，一个个展翅欲飞，釉色在灯光下流转着翡翠般的光泽，其形象和姿态都与出土的宋朝时期脊饰相似，既反映了西夏对佛教的崇尚，也体现了中原建筑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陵区出土的灰陶鸱吻是西夏建筑艺术的典型代表。鸱吻是传统中式房屋正脊两端的兽形装饰物，有固定屋瓦的作用。传说鸱吻是龙生九子之一，喜欢在险要处东张西望，喜欢吞火，用在屋脊上有避火之吉。西夏陵出土的灰陶鸱吻印证了西夏对唐宋建筑的模仿，而纹饰等细节变化，则反映了党项人在吸收中原文明时的创新和变化，是多元文明互鉴的实物见证。

文化交融的印记更体现在文字上。博物馆里有一座描金灰砂岩残碑，上面的文字就是西夏文。西夏文仿照汉字创制，与汉字一样是方块字，由横、竖、点、拐、撇、捺等笔画构成，笔画繁杂，撇多捺少。西夏人不仅用其翻译《论语》《孙子兵法》等汉文经典，还编纂了《番汉合时掌中珠》双语词典。词典序言中说：“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道出西夏开放的态度，印证了西夏“兼收吐蕃、回鹘、契丹所长，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特质。

西夏对中原文化的吸纳体现在方方面面。在法律方面，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年—1169年）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与唐宋立法指导思想一致。在音律方面，西夏民间音乐深受中原影响，北宋政治家沈括为陕西边帅时，创作的边塞诗中有“万里羌人尽汉歌”之句，说明夏宋沿边一带的党项人都会唱汉歌。在农耕方面，西夏积极学习宋朝的手工业技术，制造先进农具促进农业发展，推动了单一游牧经济向农牧并重的转变。西夏与中原文化交融的过程，展现出了其对中原文明精髓的主动吸收与创新发展。

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灭，但西夏独特的文明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贺兰山下，西夏陵显示着西夏的兴衰传奇，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生动的历史见证。

夏宋贸易：经济与文化交融的纽带

西夏建于1038年，是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建立的多民族政权，鼎盛时期疆域涵盖今宁夏大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西部、陕西北部以及青海的东部地区，一度与宋、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从西夏陵出土的钱币、丝绸、金银饰等随葬品可以看出，西夏的对外贸易十分活跃，贸易对其政权存续具有重要意义，其中，西夏与宋朝的贸易往来尤为频繁且具有代表性。

西夏与宋朝的贸易往来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经济交流，对双方文化交融有着怎样的影响？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录。

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宋夏贸易从没中断

西夏地处内陆，经济结构相对单一，贸易对西夏经济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杜建录说，西夏与宋朝保持着一百多年的贸易往来，贸易是宋夏之间交流的重要纽带，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双方的贸易从没有中断过。当时宋朝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主要输出粮食、茶叶、丝绸、瓷器等物品；而西夏则提供马匹、青白盐、毡毯、药材等。边境的百姓通过贸易相互交换生活用品。这种持续的贸易往来，不仅使西夏与宋朝之间构建起经济间的紧密关系，也是边境地区双方百姓维持生计的重要方式。

“和平时期，西夏与宋的贸易大概有3种形式，即榷场贸易、和市贸易以及官府之间的贡使贸易。”杜建录说，榷场是根据西夏和宋朝签订的协议而在边境设立的大规模贸易市场。早在北宋景德四年（1007年），当时西夏还是由李元昊的父亲李德明统治，夏宋双方就在今天的陕西省志丹县设立了保安军顺宁寨榷场，以宋朝丝绸、瓷器等物品交换西夏的牲畜、药材等。这一贸易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夏宋官方贸易关系正式形成。

杜建录强调，榷场并不是像今天博览会、交易会这样的大型贸易市场，客商之间直接交流洽谈，而是在边境围出一块区域，西夏和宋朝商人带着物品在各自区域等待，由精通蕃汉语言的中介人评估货物价值。交易时，所有商品的价格磋商都由中介人来完成，真正的买卖双方不直接接触。这种交易形式，一方面便于官府管理，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有人借贸易之名刺探军情，体现了双方关系的复杂性。当时比较有名的榷场除了保安军顺宁寨榷场，还有设在今宁夏固原的镇戎军高平寨榷场。夏宋双方会派专员到榷场征收商税，宋朝商人由宋朝征税，西夏商人由西夏征税，双方互不跨界征收。

“和市，一部分设在宋朝境内，一部分设在西夏境内，只要百姓之间有交易，自然就形成一个市场。和市形成后，要上报官府批准，由官员到和市收税，才成为正规的和市。”杜建录说，除了正规的和市，随着百姓聚集贸易，还会自然形成一些规模较小的和市，这种市场官府不直接管理，也不收税，只是为了满足双方百姓生活的需要。因此，一部分和市贸易官府要批准，要收税；还有一部分没有经过批准，形式非常灵活。

贸易往来带来文化交流融合

“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经济上的联系，二是经济交流催生的文化交流。”谈到夏宋贸易对双方的影响，杜建录这样说。他认为，经济交流是促进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正因为有贸易、有交流，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才形成紧密联系。

杜建录举例说，宋朝的茶叶是西夏人离不开的东西，因为西夏人大多以肉、奶制品为主食，特别需要饮茶帮助消化，当时一斤茶叶可以换一头羊，反映了饮茶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另外，宋朝铁原料和手工技术的输入，推动了西夏农具等金属制造业的发展，使西夏农业生产得以迅速发展，大面积开垦荒地和农田耕作成为可能。

而贸易绝非单向流动，西夏很多物品也是宋朝人需要的。杜建录在其《宋夏商业贸易初探》一文中提到，特别是西夏的青白盐，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战争前，宋朝大体允许西夏青白盐输入，战争后，随着双方政治军事对立的扩大，以及宋朝为了保住自己食盐专卖的利益，严禁西夏青白盐入境。但西夏的青白盐价廉味美，宋朝边境百姓喜欢食用，所以西夏每年生产的十几万石青白盐，很大一部分通过走私输入宋朝。再比如，宋朝也非常喜爱西夏的马匹，史书记载，宋朝许多军用马匹都是通过榷场从西夏买来的。

战争期间，宋朝关闭榷场、和市，双方使节断绝往来，从而走私兴起，西夏物价飞涨，苏辙曾在《龙川别志》中提到：“一绢之直八九千钱。”

杜建录说，宋夏贸易促进了两地百姓生活习俗的融合，进而出现了文化交流，这种交流带来的改变非常明显。“正因如此，边境百姓拥有了几乎相同的生活方式，文化上也越来越相近。”所以，贸易不仅是经济活动，也是文化互动的重要载体，通过贸易往来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西夏税制：借鉴唐宋 农牧商并重

税收自古以来都是国家财政的基石，西夏建国后，同样离不开税收。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录介绍，西夏税收制度受到唐朝和宋朝税制的影响，同时具有游牧民族的特点，形成了农牧商并重的复合型税制。

“西夏主要征收农业税、牧业税和商业税，农业税是基本的税收，历史上不管哪个朝代，百姓种田都要纳粮，缴纳农业税。”杜建录说。他编撰的《西夏通志》中，介绍了西夏的农业税收制度。西夏农业税沿袭了中原传统的种田纳粮模式，西夏前期，有的地方直接纳谷物，有的地方则纳米，没有统一规定。到了中后期的天盛年间（1149年—1169年），官府规定，此后税户不须纳米，直接纳谷物。官府还依据土地肥沃程度和生产情况，把土地分为5个等级，农业税按照5个等级征收，税额依次增高。

西夏农业依赖灌溉，因此官府还按照灌溉田亩数额外征收水税。水税实际是农业税的延伸，这是西夏税制的一大特色。

关于牧业税，杜建录说，这体现了西夏游牧经济的特点，牧业税是根据牲畜数量按比例征收的。

商业税包括境内贸易税和对外贸易税，榷场贸易税是对外贸易税的重要组成部分。杜建录介绍了西夏与宋贸易的税收原则——“汉收汉税，番收番税”，北宋政治家文彦博在《潞公文集》中明确记载，“官中止量收汉人税钱，西界自收番客税利”。宋朝商人由宋朝征税，西夏商人由西夏征税，双方互不跨界征收。

除了对商业贸易征收商业税，西夏人买卖土地也要缴买卖税。卖方缴纳买卖税后，官府会在土地文契上加盖官府红印，有了红印，买卖双方的交易才是合法的。此外，杜建录还介绍了西夏对酒的“扑买”制度，西夏官府对酒的买卖实行管控，除官酿外，一部分酿酒权通过招标方式出让，中标商人需缴税后才能获得酿造许可，并接受官府定期核查，商人买卖酒水的盈亏和政府无关，这与宋朝的制度相似，反映了西夏对中原税收制度的借鉴。

总体而言，西夏的税收制度在借鉴唐宋税制的基础上，融合了游牧民族的特点。税收作为西夏政权的血脉，为其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下转B2版）

（本版撰稿：本报记者 吉卓珊 马国柱 通讯员 王凯 马嘉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