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奖得主、作家胡学文的最新长篇小说《龙凤歌》，依旧是一部乡土叙事作品。但这次，他怀揣着对笔下人物巨大的悲悯，用“情”写“情”，一边咏叹于普通人如何实现精神超越，一边以温柔的姿态托举起他们飘摇的人生。小说中的马家和朱家四代人在命运的河流中浮沉半个多世纪，终究流出了一条奔涌不止的生命之河。

关于命运：普通的人与坚韧的情

小说以华北乡村“豆庄”为叙事原点，将镜头对准传统农村演变发展中的普通人：无论是细腻描绘的马秋月和朱光明夫妻、龙凤胎兄妹朱灯及朱红，还是着墨较少的邻村哑女、朱家次子朱丹以及朱红的女儿欢欢、朱灯老领导的女儿罗毕干等人，都带着压抑却又坚韧的泥土味。

故事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巨细无遗地呈现母亲马秋月在朱灯、朱红成长过程中的“爱”与“怕”。朱灯和朱红，龙与凤，前者温和怯懦、后者刚毅果敢。因资源匮乏和乡村文化伦理的拘囿，朱红选择了自我牺牲，将升学机会让给朱灯，回家帮母亲操持家务。而朱灯则考上师范，从教师一路升至县长秘书、报社主任，龙与凤的人生从此截然不同。马秋月自然深爱着两个孩子，但子女间的差距让她忧心忡忡，“龙凤相克”的臆想又撕扯着她，难以言明的隐痛最终导致她患上“梦游症”。上卷的“情”，是母性在生存困境中微妙的愧疚和小心翼翼，是豆庄烟火里升腾起的、带着焦糊味的命运悲歌。

然而，胡学文的“有情”体现在并没有居高临下审判书中的人物，而是揭示“情”如何成为救赎的微光。下卷以次子朱丹的溺亡疑案为线，将叙事重心转向朱灯、朱红在城市化浪潮中的情感突围。朱丹的意外死亡，给了这个家族沉重的一击。“胆儿如蛋壳般薄脆”的儿子朱灯在弟弟意外身亡后，选择用朱丹“肇事逃逸”的弥天谎言将母亲阻隔在真相外，这谎言，面上是欺瞒，内核却是笨拙、沉重的孝与惧。在不断修补谎言细节的过程中，朱灯也变成了“撑在母亲头顶的一把伞”。朱灯的转变，正是胡学文的温情所在——当真相足以致命，虚构或是普通人守护所爱的最后一搏。

关于生活：平凡女性的成长史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学文笔下极具生命力的女性群像，她们用“情”交织出《龙凤歌》中最动人的一曲：讲故事的麻婆子渡人渡己的“共情”、马秋月和朱家姐妹的“妯娌情”、哑女在男人失踪并出轨后近乎偏执的“绝情”、欢欢因向往星空和自由而选择天文学的“忘情”……书中女性或多或少都带有悲剧色彩，但她们绝不是悲剧角色，也并非苦难生活的简单承受者，而是有着蓬勃生命力的个体。从马秋月反抗包办婚姻的离家出走，到朱红由被迫牺牲走向经济独立，层层递进，最后罗毕干打破传统的束缚，勇敢追求自由婚恋，成就了全书女性情感的蝶变。

如果说马秋月奏响的是《龙凤歌》的前奏，那么朱红和罗毕干唱响的就是最扣人心弦的高潮。女儿朱红，小时候曾被母亲马秋月送出去寄住，在先后经历辍学、丈夫出轨、婚姻拉锯战后，决绝地斩断婚姻枷锁，以惊人的韧性操持起裁缝铺的事业，缝制出一面女性自立的旗帜。朱红的“情”，不同于母亲马秋月那样的传统女性，她扯碎了乡村女性长久以来的隐忍与内耗。

到了罗毕干，这条主线剧情外的支流，居然翻出了最惹人注目的浪花。“凭什么女人就要跟着男人？”“他是他，我是我，各活各的。”罗毕干平静而坚决的话语在《龙凤歌》循规蹈矩的叙事中落下一道惊雷。罗毕干是勇敢的，她在流言垒砌的藩篱中旁逸斜出，丝毫不吝于表达诉求。罗毕干的“情”，是对窒息生活的本能反抗，是近乎天真的浪漫主义，是《龙凤歌》悠长旋律中一记裂帛之声。

关于苦楚：人生就是积极的爱

而贯穿上下卷，真正将“情”升华为救赎诗学的，是父亲朱光明。这个能言善辩的木匠，用行动践行了胡学文的“有情”哲学。当马秋月深陷臆想追逐梦中的白兔时，他悄悄养了一只真实的白兔放入妻子怀中，这并非浪漫的童话，而是将虚无缥缈的精神苦痛，温柔地引渡回人间烟火。马秋月的“梦游症”，让我想起《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的“失语”，二者的怪症都源自对“情”的渴望，不同的是马秋月的“梦游症”最终又因“有情”得到了象征性的治愈。

胡学文在采访中说，“《龙凤歌》因情而生”。我们在阅读这本长篇小说时也应看到，胡学文不仅写情的困境，更写情如何成为困境中的绳索、暗夜里的星光。马秋月的愧和韧、朱红的刚和伤、朱灯的惧和孝、朱光明的默和行……《龙凤歌》这曲人生长歌，歌的正是这千回百转、生生不息的人间至情。

不同于贾平凹的清风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刘庆邦的房户营村等乡土文学中的经典符号，《龙凤歌》中的豆庄既无悲壮慷慨之士、亦无乡绅恶霸之流，“始终为普通人写作”的胡学文，钟情于绵密深描那些生生不息的普通人的苦辣酸甜。生而有情，自当长歌。这不仅是小说人物的命运写照，亦是胡学文献给所有在时代洪流中负重前行者的深情礼赞。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奉化区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