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怀远县龙亢镇，在古代是涡淮流域的商贸枢纽，从这里往南可到蚌埠、南京，向北可达商丘、徐州。

1940年7月，抗日名将彭雪枫率部来到以龙亢镇为中心，北濒浍河、南抵淮河的淮上地区，开辟了淮上抗日根据地。在这个人口占豫皖苏边区人口1/4的地方，彭雪枫一边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一边推动根据地经济发展，为抗日战场提供后勤支持。淮上抗日根据地一度成为豫皖苏边区的经济中心。

二进淮上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的彭雪枫临危受命，前往豫东创建豫皖苏边区，开辟抗日新战场。1939年5月，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首次进入淮上地区。游击支队在怀远县重要的口岸龙亢镇、河溜镇按章收税，开展武装缉私，保护地方商人的经商贸易安全。在各口岸收税筹集到的资金与物资，解了当时军队给养的燃眉之急。

首次进军淮上之前，由于日伪军的封锁，游击支队的给养越来越困难，以至于战士只能吃红薯充饥。游击支队到达淮上后，改变了过去就地征集粮草等的做法，决定在龙亢、河溜、板桥等集镇与镇上的商会负责人谈判，试行“以货代税”，即游击支队把所需的东西列出清单，再由当地商会把清单上的货物送来抵作税收。这样既解决了军队的给养问题，也为以后开展税收工作打下了基础。

首次进军淮上后，1939年8月，游击支队回师涡阳县曹市集。在淮上的3个月里，游击支队完成了“打仗、扩军、筹资”3大任务，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在淮上地区的影响。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皖东、皖东北和苏北地区制造摩擦事件。当年6月下旬，八路军第2纵队5个团南下，与新四军第6支队（由新四军游击支队于1940年2月改编而来）在涡阳县新兴集会师，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7月，彭雪枫率八路军第4纵队主力及大批党政军干部兵分三路，第二次进入淮上地区，并建立了淮上抗日根据地。

救国公粮支援根据地建设

随着淮上抗日根据地日益扩大和巩固，农业税成为根据地粮食供给的主要来源。1940年，新四军淮上办事处（淮上抗日根据地的行政机构）印发了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粮秣总局《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还颁布了《边区联委会征收救国公粮条例》，开始在淮上抗日根据地征收救国公粮。

《边区联委会征收救国公粮条例》规定，救国公粮夏季征收小麦，秋季征收高粱、黄豆各半，按土地好坏分上中下3个等级征收。救国公粮采取累进计征法，以户为单位，人均土地3亩以内的农户免征公粮。以中等土地为例，人均土地3亩—6亩的农户，每亩征1.25斤公粮；人均土地6亩—9亩的农户，每亩征1.75斤公粮；人均土地9亩—12亩的农户，每亩征2.25斤公粮。其余仍按照累进税率征收，人均土地每增加1亩，每亩多征收0.25斤公粮。该条例还规定，不据实报告土地情况的，要加倍征收公粮；不按规定期限缴纳公粮的，还要加征规定数量40%的公粮。

1940年12月，豫皖苏边区政府就《边区联委会征收救国公粮条例》发布补充说明，对人均土地5亩以下的抗日军人家属、烈士家属一律免征公粮。

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淮上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愈发严峻。4月2日，新四军第四师（由八路军第4纵队改编而来）师长彭雪枫等人联合发表了《为征公粮告淮上父老绅耆书》，呼吁“望淮上父老绅耆体念时艰，群策群力，协合一心，渡过难关，多难兴邦，危而后安”，希望当地百姓缴纳公粮支持根据地发展。

“小上海”的红色税收实践

淮上抗日根据地建立后，日军通过淮河、涡河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导致淮上地区的河溜、龙亢等镇成为皖北的大型货物集散地，大批商贩到这里采购物资。当时，龙亢镇集市上有盐行72家，百货店37家，绸缎、棉布店（摊）23家，粮行24家，每天镇上的集散人口超过2万人，有“小上海”之称。

龙亢镇等地虽然经济繁荣，但偷漏税问题比较严重。为此，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派200余人从延安到淮上加强税收征管。豫皖苏边区政府和淮上民主政府在河溜、龙亢、板桥等地设立了3个税收检查处，还在龙亢镇设立了金库。3个税收检查处主要征收的税种是商业营业税和行商税。商业营业税按营业额的0.5%征收，每天河溜镇可征到商业营业税4000多元法币，龙亢镇可征到商业营业税3000元法币以上。同时，淮上抗日根据地还征收行商税，每月可征税50万元—60万元法币。这些税收不仅支撑着根据地的日常运转，更成为前线抗战物资的重要保障。

当时，为防止征收到的法币贬值，根据地政权决定用这些法币从当地百姓处购买粮食，再将粮食经淮河运到敌占区蚌埠售卖，通过与蚌埠钱庄、洋行有关系的商人将法币兑换成保值且易携带的金银。为保证来回运送的安全，根据地的地方武装组织——淮上独立团派出一个连的兵力，便衣武装随行护送。

淮上抗日根据地的税收工作，对根据地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满足了对敌斗争的后勤供给，除供给淮上抗日根据地自身外，还上缴资金给延安，支援了全国抗战。第二，客观上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比如，日军因根据地的经济反封锁，被迫对根据地放宽或取消经济封锁，使得西药、生铁等不少战略物资都能在河溜、龙亢等地买到。第三，扶持了根据地工业的发展。根据地建立前，当地没有一家近代工厂。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对新办小型工厂免税2年，河溜、龙亢等地办起了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铁工厂、皮革厂等小型工厂。第四，培养锻炼了一批经济管理干部，为后来根据地税收制度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蚌埠市税务局、安徽省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