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经济研究注重模型的应用和数据的精算，“理性”与“效率”成为核心标尺。然而，过度依赖数据往往会忽视公共决策中蕴含的情感、道德与人性温度。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及巴特·威尔逊在《人的经济学》一书中，试图重构一个融合道德情感与经济理性的“人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以更全面地解释人类的利他、合作、公平追求等社会行为。

书中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倡导“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在效用函数中体现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会表现出利他行为：在“信任博弈”中，人们会向陌生人汇款并相信对方会返还；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实验者为了维系公平，宁愿牺牲自身收益也要拒绝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对于这些广泛存在的利他与公平偏好行为，后续有学者试图通过在效用函数里添加新参数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始终缺乏一套能系统性理解人类复杂社会行为的整体框架。

作者认为，这一理论困境根植于两个历史性偏差。其一，后世对亚当·斯密“自利”概念某种程度上的误读，忽略了其原意中蕴含的对声誉、他人认可等社会性情感的重视。其二，为模仿自然科学的量化分析范式，部分经济学研究刻意剥离了情感、道德等难以量化的人性因素，一步步把“人”抽象简化为“理性经济人”。正是这些偏差，导致经济学一度忽视了社会性、道德情感对人类行为的塑造作用。

为弥补这一缺陷，《人的经济学》主张回归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将道德哲学、共情能力与社会规范纳入经济分析的核心框架。作者系统阐释了《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并非对立，前者关于道德情感的论述恰恰为后者的市场理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伦理基础，二者共同构成了亚当·斯密完整的“人的科学”体系。作者在书中分析了“共情”与“合宜性”在规则秩序中的作用，指出“共情”是规则形成的来源，“合宜性”则让人们约束自己并执行规则。在方法论上，作者利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在受控实验环境下验证道德情感如何影响经济决策，如“信任博弈”实验证明了陌生人之间也存在基于规范的合作。

此外，作者提出，实验数据需结合个体的叙事，才能理解行为背后的动机，叙事为实验结果提供语境，二者互补，完善了“人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相较于在原有模型上的局部修补，本书运用现代实验工具与理论构建能力，力图重建一个融合道德情感与经济理性的分析框架，以更全面地解释人类的合作、公平与利他行为。

书中对“人的经济学”的深刻思考，对广义上的公共治理与制度设计颇具启发意义。就税收领域而言，其理念提示我们，税收政策与征管实践不仅应追求经济效率与法律合规，也需高度重视其背后的伦理维度与社会认同。税制的公平感、税款使用的透明与效率，能够激发纳税人内在的道德约束与社会责任感，从而超越单纯基于威慑的遵从，促进更持久、更稳定的纳税遵从。对于纳税人而言，纳税行为不应仅以“不违法”为底线。在面对那些虽合法却可能违背社会公德、利用规则漏洞获取不当利益的非合规筹划时，个体的道德审视与自我克制至关重要，这不仅是个人德行的体现，亦是维护整体税收公平与社会信任的责任所在。

在技术日益赋能的大数据时代，《人的经济学》旨在提醒读者，我们最终面对的是身处复杂社会网络、有着丰富情感与道德判断的“非理性经济人”，而非抽象的理性主体或数据点，将技术效率与人性洞察、伦理关怀相结合，方能在现代社会中构建出既有效率又有温度的治理体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