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名教师，退休那天，他从褪色的帆布包里掏出一把枣木尺子，递给了我。尺面泛着温润的光，刻度线里还嵌着一些粉笔碎屑。父亲说：“这把尺送给你了，以后你参加工作，给你当个‘醒木’。”

2011年，我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青山区税务局工作，木尺从此躺在我的公文包夹层里，陪着我在税务所、办公室和业务科室之间辗转。

我初到税务所时是一名税收管理员，那时我主要负责辖区一条街道的企业涉税事项管理服务工作。有一次，一家建材公司会计把申报表推到我面前，我一看，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栏的数字明显虚高。对方借着整理材料的动作，将一张购物卡贴着桌面推过来，卡面的烫金花纹在阳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斑。这时，我的手触到放在旁边的公文包里的木尺，掌心感受到枣木特有的坚硬，想起父亲退休那天把尺子递给我时说的话：“这把尺子‘量’过几千本作业，从没‘量’歪过一公分。”尺棱硌着我的掌心，像一句无声的告诫。于是，我把购物卡塞回对方的文件袋。

调到办公室后，有一次整理档案，看到20年前的减免税台账里有一张泛黄的审批单。老局长用很粗的笔批示：“该福利企业安置聋哑职工不符合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建议及时处理。”字迹转折处的顿挫，让我想起父亲用木尺比着在黑板上画田字格的模样。那些被木尺压出凹痕的作业本，与铁柜里整齐码放的档案卷宗，在时光里长出相似的年轮。

后来，我轮岗到业务科室。有一次跟随单位评估专班的同事核查某建筑企业异地预缴税款情况，施工方负责人把图纸摊在临时工棚的桌板上，指着基坑支护一节说：“基坑支护费计算时，支护衡量有半米误差很正常。”我正要开口，目光落在他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的一张黑白照片上。照片上是个穿工装的男人，头戴藤编安全帽，正扶着一根钢筋，身后是还没封顶的大楼。照片右下角褪色的钢笔字写着拍摄日期和地点。

我端详了片刻，问：“这是您父亲？”他微微一怔，点了点头。我说：“您父亲是80年代的建筑工人吧？要是他们当年浇筑地基也差半米，照片里的楼怕是早就歪了。”他沉默了几秒，低下头，语气软了下来，同意重新核算相关费用。我重新核算时，偶然发现，木尺上嵌着一道浅浅的旧痕——那是父亲当年为校正学生坐姿时刻下的标记，而父亲一丝不苟的作风，时时激励着我严谨务实、脚踏实地。

上周，儿子把科学课作业摊在餐桌上，他做的太阳能模型像被风吹歪的稻草人。我拿出木尺在他的模型上比画时，他噘着嘴说：“老师说有创意就行，不用那么精准。”我用尺子量着连接处的偏差，没有急着反驳，只是把尺子翻过来，让那些密密的刻度线对着他：“你看，这把尺子上的每一道刻度线，都是用来量东西的。少一道，就量不准。你做模型也是一样——有偏差，太阳能板对着的方向就不准，电就会少发一些。”

他低头盯着尺面不说话，我放缓了声音：“规矩不是用来捆住手脚的，是让东西站得稳、走得远。”这时，尺影正落在他的睫毛上，他若有所思。看着他重新调整角度的样子，我恍然回到30年前那个下午——父亲把着我的手，尺子压着作业本画横线，蝉鸣声里混着铅笔与纸张摩擦的声响，就好像30年前教室里的粉笔灰，正轻轻落在时光的缝隙里。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青山区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