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我们有幸处于国际税收研究的最好时代。

为什么这么说？让我们把时间回拨到20世纪80年代，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起点。当时，中国刚刚打开国门，外资企业陆续进入。跨国公司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也带来了复杂的跨境税收管理问题。中国税务工作者第一次面对跨境税收管理问题：身份如何判定？所得怎么划分？谁有优先征税权？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全新的挑战，需要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

1986年5月26日，中国税务学会国际税收研究会在改革开放的前沿福建漳州成立，当时正值美国总统里根推行税制改革，降税风潮迅速席卷全球。研究会第一时间认真学习国际税收理论，把握国际惯例，研究发展趋势，比较各国税制，为之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知识基础和务实的科研风气。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全球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跨国供应链的兴起，一件产品可能由十几个国家的不同企业共同生产；二是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无形资产的价值在跨国公司利润分配中越来越重要。传统的以物理存在为联结度的国际税收规则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在新的商业模式下，常设机构的概念、转让定价的方法、税收协定的框架都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

正是在这个时候，研究会于1995年升格为一级社团组织，以更高的视角，更完善的机制参与税收科研，在深入理论探索、开展税制比较的同时，开启了与国际税收科研组织的对话。

进入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场危机不仅暴露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让各国意识到，传统的国际税收规则已经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跨国公司利用规则漏洞进行激进的税收筹划，侵蚀了各国的税基。2013年，二十国集团（G20）委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启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这是国际税收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合作。15项行动计划，从数字经济、混合错配、受控外国公司到有害税收竞争，几乎覆盖了国际税收的所有重要领域。这不仅是规则的修补，更是探索重构整个国际税收体系。国际税收由此从纯粹的技术议题上升为各国财政治理和政治博弈的焦点。

中国在这场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是规则的接受者，更是规则的参与者、贡献者。从BEPS项目的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的提出与主导，到“双支柱”方案的艰难推进，再到联合国多边税收框架的搭建与南北对话，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中国的经验与见解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对于国际税收研究者来说，这些进程及其所包含的内容意味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丰富课题库，不仅涉及税收本身的问题，更涉及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国际税收研究不再局限于解释规则，而是要参与规则的制定、评估规则的效应、预测规则的走向。

随着规则快速变化、知识不断更新，时代带来新的挑战。昨天还在讨论的趋势性问题，今天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人工智能（AI）大模型带来的“词元经济”，2024年初中国日均词元调用量约1000亿，到2026年3月已突破140万亿，两年间增长超过1000倍，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占比达全球61%。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保持学习的状态，跟踪国际动态，理解新业态运行模式，为解决前沿问题提建议、出主意，这样我们的研究才更有价值。

因此，国际税收研究不能自说自话、闭门造车，研究会是智库，更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政、企、学、研发挥各自特长，多视角看问题，碰撞思想，形成有理论支撑、有利弊分析、有可行性评估的研究成果。这个平台作用是研究会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

当下是国际税收研究的最好时代，国际税收研究者站在这个历史节点上，见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从中国的视角参与变革、推动变革，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