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民生疾苦的白居易，曾对中唐的苛捐杂税以及“变味”了的“两税法”进行了真实的揭露。他笔下的《重赋》《杜陵叟》等与赋税相关的诗歌，反映了他的一片爱民之心。
小学时就学过白居易的《观刈麦》，诗中写到抱子的贫妇人“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令我印象深刻。白居易是杜甫之后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充满了对唐朝百姓生活疾苦的关切。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这是中国税制史上的重大改革，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以田亩资产为本，资产田亩多者则多征税，资产田亩少者则少征税，把租庸调和一切杂税合并于地、户两税，统一征收，革除了自安史之乱以来的苛捐杂税。德宗下诏：“自艰难以来，征赋名目颇多。今后除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旧唐书·德宗纪上》）
但是，最终“两税法”失败，根本原因是立法者公然破坏法律。建中二年（781年），也就是“两税法”颁布的次年，财政入不敷出，德宗不仅提高了两税税额，还开征了新税。闸门一开，各种苛捐杂税奔涌而至。
在白居易的税收思想中，他是反对“两税法”的，希望能够恢复唐初的租庸调制。不过，从他的诗中看，他并非完全反对“两税法”，而是反对“两税法”执行中的种种弊端，因为他自己也承认“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而恢复租庸调制，也是出于对唐初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的向往。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战乱频仍，民生凋敝，而统治者仍然骄奢淫逸，官员残酷盘剥百姓。白居易揭露横征暴敛对百姓造成极大痛苦的最有力的诗有两首，一首是《重赋》，一首是《杜陵叟》。
元和五年（810年），白居易写下《重赋》，题目已经如此直白，就是对百姓沉重税收负担的控诉：
“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缲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如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国家制定“两税法”，本意是推行仁政，为民解忧。在推行时，明确规定两税外不许滥加税目，如果有地方官敢违反，便以违法定论。但是，天长日久，贪官污吏开始违反“两税法”统收钱帛、税外不加收的规定，又沿用旧制进行敲诈勒索，不分冬春搜刮钱财。岁暮时节，天气奇寒，阴风怒号，大雪纷飞，村落破败，官库中丝织品堆积如山。这些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以“羡余”的名义进贡皇帝。
所谓羡余，是以赋税盈余的名义向朝廷进贡的财物。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赋税能收足就不错了，哪还有盈余。但地方官为了加官进爵，在正税之外强征各种苛捐杂税，争相向朝廷进贡羡余，百姓苦不堪言。白居易早就指出，他们“每假进奉，广有诛求”（《论裴均进奉银器状》），用百姓的衣食，换来自己的紫袍。
白居易在《红线毯》中就描写了这种地方官的典型——宣州太守。为了讨好皇帝，宣州太守不顾百姓疾苦，进贡名贵的红线毯。最后，白居易怒道：“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宣州太守当然知道，不仅他知道，皇帝也知道。唐德宗在国库之外，于奉天（今陕西乾县）设“琼林”“大盈”两个私库，专门用来贮藏这些贡物。唐宪宗因为大旱下令停止进贡之后，又收下裴均进贡的银器。
《重赋》中的里胥，比起一年前他在《杜陵叟》写的里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元和三年（808年）冬到第二年春，江南及长安周围遭受严重旱灾，白居易时任左拾遗，上疏陈情民间疾苦，请求减免赋税。唐宪宗批准了白居易的奏请，还下了罪己诏。但百姓的日子并没有好过一些，让我们来看看这位生活在长安附近的老人：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麦苗枯死，颗粒无收，而长吏不顾百姓死活，逼迫灾民典桑卖地以纳租税，戏剧性的是，皇帝下令免除京畿赋税，等里胥拿着圣旨宣布的时候，赋税早就收完了。
按照古装戏的说法，这是明目张胆地抗旨不遵。是谁给了里胥这么大的胆子，等到税都收完以后，才登门宣布皇帝的圣旨。毫无疑问，是他的上司——长吏，明知不申破，为的就是在考核中名列前茅。皇帝下诏免租税，地方官却加紧勒索。
那么，作为地方官，白居易也得负责收税，他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
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元和十三年（818年），又任忠州刺史。当时忠州（今重庆忠县）是贬谪朝廷官员的蛮荒之地，高山险峻、土地贫瘠。在忠州刺史任上，白居易忠国事，劳民事，与民同苦乐。在这里，他是最高行政长官，能够废除自己深恶痛绝的苛捐杂税，不在法定税收之外骚扰百姓，与民休息。
一次，白居易下乡查看收税情况，看到百姓按官府要求缴纳税粮，租税顺利缴纳完毕，心情大好，遂写下《五古·征秋税毕题郡南亭》：
“高城直下视，蠢蠢见巴蛮。安可施政教，尚不通语言。且喜赋敛毕，幸闻闾井安。岂伊循良化，赖此丰登年。案牍既简少，池馆亦情闲。秋雨檐果落，夕钟林鸟远。南亭日潇洒，偃卧恣疏顽。”
完成收税任务后，白居易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可见，白居易并非反对收税，而是痛恨横征暴敛，痛恨那些如狼似虎的里胥。老百姓也并不是一概反对征税，税收是维持国家运转的必要条件，在合理的税收负担下，老百姓愿意向国家缴税。国家既能征上税款，又不伤民，乃为征税的至高境界。这是白居易向往的。白居易在忠州只有短短两年，深受当地百姓爱戴，至今此地仍有白公祠，供后人景仰。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