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其中唯一的饮品，足见其重要地位。茶，起源于中国，种茶、制茶、饮茶的历史长达数千年，而四川有关茶叶的历史记载比比皆是：公元前一千多年，巴国将茶叶作为贡品送给周武王；西汉甘露年间，雅安名山的吴理真在蒙顶山首创人工种茶，为以后四川茶叶经济发展和茶税的征收埋下了伏笔。

应运而生，唐帝国财政的救命稻草

茶叶贸易从汉代逐渐兴起，但直到几百年后的唐代，茶税才姗姗而来。

唐玄宗执政后期，安史之乱终结了大唐盛世，给后来的统治者留下空虚的国库和藩镇割据的烂摊子。为解决钱袋子问题，唐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采纳了侍郎赵赞的建议，决定对茶征税，税率为10%，茶税由此正式登场。

据统计，茶税开征后每年收入约40万贯铜钱，到了50多年后的唐宣宗时，已增加到约80万贯，名列唐朝税收排行榜第三（前两位分别是盐税、铁税）。茶税成为财政收入的“绩优成长股”，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茶一步步进入寻常百姓家，终成为“刚需”产品的历史事实。

也是在这个时期，汉藏之间的茶马互市开始在西部地区出现，虽初期交易规模不大，但在随后的上千年里深刻影响了四川以及整个中国的茶税发展。

另开新局，茶叶专卖全面铺开

宋代，茶叶经济空前繁荣，茶叶产量较过去翻了几番。当时四川的茶叶年产量约3000万斤，比安徽、浙江、福建等地茶叶产量总和还多。究其原因，差异化的税收政策是一重要因素。

宋朝开始在全国大范围推行茶叶专卖制度，时称“榷禁”，就是政府从茶农处低价买来茶叶，再高价卖给茶商然后发给茶引（批准贩售茶叶的凭证）后，才允许其对外运销茶叶。其实质是寓税于价，向商人收取茶叶专卖税。

但在四川地区，允许民间自由买卖茶叶，政府只征收茶农的农业税和茶商的商业税，其结果就是实行茶叶专卖的地区每年茶税收入达二三百万贯之多，而四川仅三十万贯左右，与产量形成鲜明反差。相对较轻的茶税负担，充分调动了四川茶农和茶商的积极性，有力促进了茶产业的发展。

不过，回过神来的宋神宗政府于熙宁年间颁布了“茶马法”，将四川的茶叶买卖收归国家管理，随后还成立了茶马司，专职负责茶叶专卖和茶马贸易。此举一出，不仅四川茶税收入大幅增长，朝廷还换回了西北地区的大批战马，形成“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的繁荣景象。

几度沉浮，王朝兴衰的税收注脚

元朝沿用了宋时茶叶专卖制度，于至元六年（1269年）首先在四川试点，并设立了西蜀四川监榷茶场使司，负责茶叶生产、贸易和茶税征收等事宜。后机构几经变化，但始终延续了政府对茶叶的垄断经营。由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自草原，不缺马匹，所以对茶马贸易的管理较以往大为松懈，对销往边疆地区的茶叶也不再征税，但将在产地周边地区销售的茶叶税率成倍增加。

上述举措为元朝政府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茶税收入。据统计，至元十八年（1281年），全国的茶税收入为24000锭白银，到天历二年（1329年）就猛增至288212锭白银，增长十倍以上。茶税飞速增长的背后，是元朝政府对茶引价格的肆意提高，这种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预示了元朝的“短命”。

明朝伊始，政府吸取教训，实行低税率，茶税负担大为减轻，而其征收方式依旧是宋代“配方”，即在茶叶产地对茶农征收茶课后，茶叶统一由政府购买，对买茶的商人还是依茶引征税，不过其中“官收、官运、官卖”的专卖政策只针对茶马互市，在内地并未施行。为管理茶马事务，明朝中央政府在四川雅安和天全设有茶马司，当时全国仅四川和陕西两省设有此机构，足见四川茶马贸易的地位举足轻重。

尘埃落定，专卖制度的回光返照

清代与元朝相同，统治者开始不太看重茶马贸易。到了顺治至康熙中期，边疆战事不断，国内时有叛乱，清政府不得不大量招兵买马。

清顺治二年（1645年），茶马贸易正式恢复，配套的茶引制度也得以重新启用。而在四川，为加强对藏区的茶叶供应，政府对茶叶贸易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变“茶引制”为“引岸制”，即将川茶按销售地点分为“腹引、边引、土引”三种专岸：腹引行内地，边引行边地（藏区），土引行土司，类似现在的分区销售，不得串货。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边疆局势趋于缓和，对战马的需求随之下降，加上茶叶产量的增加，失去存在理由的茶叶专卖制度再次被废。到清朝后期，茶税换了茶厘的“马甲”继续征收，各地随意设卡，对过往茶叶进行反复征税，导致茶农茶商苦不堪言，极大阻碍了茶叶的生产流通。到了光绪年间，面对列强的入侵，清政府屡次战败，为筹集赔款一再提高茶税。据记载，当时雅安茶税的税率就达到了惊人的35%。

古代四川茶税的发展历史，就是一段与政治军事和茶马贸易密不可分的历史，它不仅直接反映了不同朝代的治税理念和管理手段，更充分揭示了税收与经济、民生的内在联系，对今天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