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原定于2022年7月1日实施的碳税计划延缓，这已是印尼第二次推迟实施碳税。去年10月，印尼政府颁布了2021年第7号税收统一法，计划从2022年4月1日起实施碳税计划，燃煤电厂成为首批碳税征税对象。今年3月，印尼突然宣布将开征碳税的时间推后3个月。尽管两次推迟实施碳税计划，但是印尼财政部财政政策局负责人费布里奥表示，作为今年G20主席国，印尼仍将2022年实施碳税视作G20峰会的一个战略成果。

印尼有必要引入碳税

印尼有近2.7亿人口分布在数千个岛屿和低洼的沿海地区，2021年碳排放量位居全球第12位。1990年—2000年，印尼为满足全球市场对棕榈油的需求，大规模砍伐森林开垦棕榈园，致使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的森林以每年2%的速度消失。21世纪初，印尼为开发商业种植园，在泥炭地持续“烧芭”，加之大量燃烧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二氧化碳排放量剧增。同时，印尼环境和林业部最新数据显示，印尼约48%的碳排放来自运输业和制造业。印尼专家巴彭帕斯预测，2030年这些行业碳排放将占印尼总碳排放量50%以上，对环境造成极大破坏。

早在2009年，印尼财政部就曾研究了碳税对国内经济增长和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每吨二氧化碳征收30美元碳税将使印尼经济增长0.37%，并减少0.56%的贫困人口。基于此，印尼急需加强能源部门改革，转向低碳能源，遏制二氧化碳排放态势。彼时，对于是否征收碳税，印尼国内主要有三种立场：非政府组织支持立即引入碳税，政治精英对征收碳税持开放态度，商界普遍反对征收碳税。

印尼碳税立法遇阻碍

2014年，印尼政府授权国家规划部、财政部和国家气候变化委员会共同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时任财政部部长倾向于将碳交易机制作为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缺乏将碳税提升到国家最高层面的政治意愿。其他职能部门领导普遍“观望”公众对碳税的看法，认为碳税政策短时间内难以启动，也没有及时推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举措。

在国会方面，受改革时代民主自由化影响，印尼商人得以进入政治领域，这使得印尼碳税立法较为艰难。2014年—2019年，印尼560名国会议员，半数以上是水泥业、陶瓷业、采矿业和钢铁业等碳密集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这些企业既是印尼最主要的经济参与者，对印尼国民经济贡献较大，同时又是高碳排放者。他们认为，碳税会降低企业生产率和竞争力，带来的额外成本有损商业利益。2021年8月，印尼国会、商业参与者和相关协会举行公开听证会对碳税进行讨论，与会的18个商业协会和数百名企业家拒绝碳税，他们一致认为印尼工业生产和分配过程对化石燃料依赖度很高，碳税会增加印尼的进口率。事实也确实如此，受即将推行的碳税政策影响，2021年上半年印尼从印度和越南等地进口的陶瓷同比增长了61%。

2021年3月，印尼启动了80家燃煤电厂的碳配额和交易试点项目，允许燃煤电厂依据装机容量购买或销售碳排放量，促使碳排放量不超过规定上限，同时力求到2030年减少29%的碳排放。同年10月颁布的税收统一法规定，印尼政府将以化石燃料的碳含量为基础征收碳税，每排放1千克二氧化碳征收30印尼盾（约每吨14元人民币），并打算将碳税覆盖到国内所有经济领域，以实现2030年碳排放减少29%的目标。

印尼推行碳税的借鉴意义

近年来，绿色发展已然成为全球共识。目前，芬兰、瑞典、挪威、德国等发达国家普遍开始征收碳税。从实践来看，如果碳税政策规划不成熟，民众可能成为受害者。比如，2012年7月澳大利亚实施的碳税改革方案，使其国内家庭每年开支增加800多澳元（折合人民币近4000元），引起群众不满。

笔者认为，虽然印尼尚未实施碳税计划，但其在推行碳税方面的实践仍有值得借鉴之处。首要的一点，就是坚定立场，强化政府部门合作。在印尼政府与国会计划推行碳税的过程中，国家发展规划部、财政部等有关机构协调配合，对本国经济发展和碳排放治理进行深入调查，尽可能形成碳税政策制定的闭环体系。

其次，未雨绸缪，逐步提升税率。印尼政府推出碳税前，召开听证会告知企业、机构和民众等相关利益者，尽量降低因实施碳税政策产生的舆论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碳税为每吨30美元~100美元，印尼则根据国内实际，制定了每吨2美元的碳税，并计划随着后期情况变化逐步提高税率。

最后，量体裁衣，各类行业精准施策。印尼某非营利能源研究机构报告显示，将碳税收入投资于可再生能源，比仅注重征收碳税的政策更有效。印尼政府计划将碳税收入用于补贴化石燃料发电，抵消发电用煤成本，减轻企业发展压力，促使企业优化生产方式，研发低碳技术，走绿色经济发展之路，使得公众相信政府有决心、有能力通过合理的碳税政策更好造福社会。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五莲县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