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几个家庭，一个时代的兴替变化。著名作家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家山》，既写家乡，也写中国；既写一个时代的大变局，也写乡村生活的烟火寻常。作品通过一个村子的变迁折射时代的巨变，于静水深流中，让读者看到了时代风云和社会变革，也看到了传统乡村伦理的美好和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

近日，王跃文接受本报专访，分享他创作背后的故事，讲述他对税收工作的理解，以及对税收文学创作的建议。

书写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

记者：长篇小说《家山》一出版就广受关注，文学界和读者都给予高度评价，您历时8年完成的这部倾心倾力之作，其创作缘起是什么？

王跃文：我是湖南溆浦人，10多年前我翻阅王氏族谱，族谱记载：1949年3月5日，与溆浦县相邻的辰溪兵工厂被当地土匪张玉琳聚众抢劫，3万多支枪械流落民间，邻近不少县城被土匪洗劫。在此变乱之际，我们村一位地下党员王楚伟发动村里热血青年组建保乡护民的自卫武装，村民纷纷捐钱捐谷，筹集经费购买枪支弹药。这支自卫队后来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为解放溆浦立下功劳。

王氏族人参加“湘西纵队”的，按辈分都是我的祖辈或父辈，在我幼时的记忆里，他们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民。几十年后，当我意识到他们都是英雄的时候，这些长辈皆已不在人世。想到这些，我心里不安，我有责任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这就是《家山》这部小说的创作缘起。

《家山》反映的是1926年到1949年南方乡村的生活。这部小说的创作激活了我全部的乡土记忆，包括我的乡村历史记忆、家族血缘记忆、自然人文记忆和文化审美记忆。我还收集、研究了那个年代中国南方乡村的多种史料，包括政治经济史、土地租赋史、革命斗争史，让小说的格局更加开阔。

记者：《家山》出版后，评论者认为这部小说写出了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您想向读者表达的是什么？

王跃文：这部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有大量的生活原型。小说中的陈齐峰是从长沙回县里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参加“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的老革命王楚伟。1927年5月21日长沙“马日事变”后，溆浦县随即发生“敬日事变”，很多共产党人被杀害。年轻的共产党员王楚伟受党组织派遣从长沙回到溆浦重建党的地下组织，秘密开展革命工作。王楚伟多次被捕，后来死里逃生回家潜伏起来，直到最后组织革命武装迎来解放大军，这正是小说里描写的陈齐峰的故事。有王楚伟这样的真实原型，小说塑造陈齐峰出生入死献身革命，落笔就很有底气了。

我为什么要写八九十年前的故事？读者阅读这部小说有什么意义？我想写出一部具有史诗性、史志性的小说，而不仅仅是“湘西纵队”的故事，不仅仅是我家族的故事，不仅仅是某个地方的故事，而是能够反映发生在中国乡村的一个时代的故事。

我想，文学的意义或价值不是单一的，假如必须问个“为什么”，我想用这部小说里的人物陈扬卿的话说明这个问题。他说：“假如哪颗星星早就死去亿万年了，我们并不晓得，那颗星星发出的光，一直在奔赴我们的路上，我们世世代代仍被它的光照耀着。我们活在前人的光芒里。”文学能够把人间的光芒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生生不息的人类便总有光芒照耀。

记者：您说过，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自己的“家山”，那么这座“家山”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家国情怀？

王跃文：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家国”，由此演化出忠、孝、节、义、仁、礼、智、信等。当然，这些传统价值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中国人的价值观逻辑起点是人伦，即从家开始，由家而国，家国同运。

“家山”二字在修辞上是对家乡的文学性表达，指的就是家乡。爱家，爱家乡，这是中国人普遍的共通情感。《家山》这部小说，以自己的家乡为场景原型，以自己熟悉的父老乡亲为人物原型，以家乡近百年历史沧桑为故事原型，既是写家乡也是写中国，其中描写了时代大变局，比如抗战爆发，村里抽壮丁、征税等，村民的生活、命运都出现重大转折。所有的历史风云都在日常生活中翻转，融于村民的琐细平常中。乡村的社会结构、乡村伦理、经济模式，以及一方水土的民风、民情、民心，都在时代转换中展开。所以，乡村故事叠加着民族的历史发展，体现出让一个族群凝聚起来的精神纽带，写出了一个族群甚至整个民族生生不息蓬勃的生命力量。

“那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记者：一个作家的成长往往与其人生经历密切相关，您是怎么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

王跃文：我自小爱阅读，喜欢写作文。记得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看电影《红灯记》，要求高年级的同学写作文，我们年级没有写作文的作业，我主动写了一篇观后感交给校长。第二天广播体操后，校长把同学们留下，读了我的观后感，表扬我的作文写得好。这件事对我写作兴趣的培养很有意义。回忆起来，我在作文里不过多用了几个如“大义凛然”“从容不迫”等词语。在小学和中学，我的作文常被老师表扬，也常被当作范文向同学们推荐。大学期间，同学们创办了文学刊物，我也是积极参与者，在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

毕业后，我在家乡县政府工作，写机关公文成了工作日常。社会上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机关公文很容易写，以我自己从事20多年机关公文写作经历看，我认为这些文章不比作家的作品容易写。大概工作5年后，我写机关文章很熟练了，文学创作梦想又苏醒了。最初主要写散文，第一篇散文《书房小记》发表在1989年8月8日出版的《湖南日报》湘江副刊上。后来写小说，第一篇短篇小说发表在1992年《湖南文学》2月号上。

我由散文转入小说创作，是出于自己写作习惯的考虑。1996年，我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获得《小说选刊》评选的全国最佳中短篇小说奖，记得同时获奖的还有汪曾祺、池莉、徐坤、邓一光等著名作家。

1997年，我获得湖南青年文学奖。同年，我开始在《当代》杂志连续发表中篇小说。1998年，我的小说集《官场春秋》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这是我的第一部小说集。当时我仍在政府机关工作，写小说还是业余的事，作品并不多，但每写一篇都被各选刊选载。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青年编辑刘稚女士约我写长篇小说，这才有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国画》。这部小说出版后广受好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2014年，我的中篇小说《漫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记者：您平时喜欢读什么书，哪些作家对您影响比较大？国内的、国外的都请谈谈。

王跃文：我的阅读总体来说以文学作品为主。中国文学从先秦文学到现当代文学都有广泛阅读，外国文学从古希腊神话到欧美及亚洲文学也有大量阅读。中国古代作家我喜欢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王维、苏东坡、辛弃疾、曹雪芹、刘鹗，现当代作家我喜欢鲁迅、沈从文。外国作家中我喜欢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等。

当然，我喜欢的中外作家名单还可以开得更长。但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曹雪芹和鲁迅。《红楼梦》是中华文学之美的集大成者，我记不得读过多少回了。有人说《家山》在很多写法上是向《红楼梦》致敬，这种评价可以理解为墨守成规，但我更愿意理解为继承中华传统美学的优秀传统。我敬仰鲁迅先生对人性和社会的洞察，敬佩他的清醒和深邃、骨气和胆气。每每想起他那句真诚“告白”我就十分感动：那窗外进行着的夜，那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我只能是个现实主义作家

记者：您的创作题材非常广泛，有现实题材、历史题材等，读者能从中体会到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在创作题材的选择方面，您可以分享一些心得吗？

王跃文：任何人都在观察和思考生活，作家尤其如此。只不过作家因为职业原因，会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付诸文字，成为文学作品。我会因为生活经历、因为观察思考、因为阅读等原因，在不同时段关注不同的生活或问题，这样就有了不同题材的小说。

我的所有小说都基于对人和社会的理解与观察，我只是恰巧在生命中的某一阶段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场域中，通过对他们的描写，试图反映与他们相关的这个广阔复杂的世界，呈现某一个时段历史的特征。

如果非得说出我在小说题材选择上有什么心得的话，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不到动心不动笔。我从不会为了创作而创作，必定要使那些故事、那些人物、那些情绪撩得自己情不得已，非写不可的时候，才激情饱满地创作。

2003年，我受邀写一部关于清代康熙年间大学士陈廷敬的电视剧剧本，我答应先了解一下这位古人再说。我研究了相关史料，并多次去陈廷敬的老家山西省阳城县作田野调查，访问当地耆老和陈廷敬研究专家，对陈廷敬有了更多了解，才同意进行剧本创作。这部电视剧后来因故一直没有拍摄，我接受相关出版社的建议，在剧本的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清相国》。剧本改成小说，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艺术转换。小说于2007年出版，受到读者欢迎。

记者：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曾说，您凭借对生活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洞察，怀着悲悯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秉笔直书。您自己也说过，小说家的良心，就是不能在真相面前转过脸去，由此看出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您的创作理念是什么，您认为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王跃文：文学作品是社会价值的载体。不论作家的创作初衷是什么，也不论作家对文学意义如何确认，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社会责任是客观存在的。鲁迅先生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前途的灯火。鲁迅先生这句话完全可以解释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在现实中，很多文学作品批判不公的社会现象，为弱者发声，为正义呐喊。这样的作品不仅给予读者精神滋养，更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反思，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发展。

在接受不同媒体采访时，我多次讲过，我只能是个现实主义作家。文学作品应该担当社会责任，呈现真实的一面。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关注社会问题，并通过文学作品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要通过塑造丰富而生动的时代人物形象，来展示这个时代的梦想和奋斗、欢乐和忧伤、幸福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