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全国人大代表、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谈及云冈石窟的保护、研究和利用，讲述一位文物守护者的热爱与坚持，也谈到他对税收工作的意见建议。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用“真容巨壮、世法所希”来形容云冈石窟。作为中国著名的佛教石窟，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城西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其始建于公元460年的北魏时期，现存主要洞窟45个，石雕造像总数5.9万余尊，是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以来第一次由皇家主持开凿的大型石窟群，也是世界石窟艺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杭侃从1993年开始与云冈石窟结缘，数十年来潜心研究云冈，为云冈石窟的保护、利用以及数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说，文物保护不仅要对历史负责，更要面向未来，研究云冈石窟就是要“唤醒凝固在石窟中的生命”。
云冈石窟是“镌刻在石头上的史书”
记者：从专业角度如何评价云冈石窟的地位？
杭侃：云冈石窟始建于1500多年前，它是在北魏开放融合、文明互鉴的历史背景下成就的艺术宝库，是中外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佛教艺术与石刻艺术的融合，如同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史书”，用图像生动地记录了鲜卑族的汉化和北朝的民族融合过程，为后世研究北朝的民族融合提供了一手材料。
一般人可能会觉得，石窟就是山洞里刻着一些大佛。其实，石窟的正名是“石窟寺”，它是中国古代建筑中非常重要的类型。比如云冈石窟，在《魏书》或者《水经注》里称作“武周山石窟寺”或“灵岩寺”，从历史上来说它其实就是大型的石窟寺庙群。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云冈石窟，我会用“经典”这个词，云冈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经典之作。云冈石窟在2001年入选世界遗产的时候，评价是其“代表了5世纪至6世纪时期中国高超的佛教艺术成就”。昙曜五窟整体布局严整，风格和谐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的第一个巅峰。
记者：您是怎样与云冈石窟结缘的？
杭侃：工作后，我被分配到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承担地面文物的保护工作，其中石窟寺是地面文物的一大类。接触后，我发现自己写不出有深度的文章，便去考了中国佛教石窟寺考古创始人宿白先生的研究生，想作进一步研究。
宿先生是我国佛教考古研究事业的开拓者，被学术界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宿先生的石窟寺研究善于把考古事实与文献材料、历史宗教结合在一起。比如说研究云冈石窟，不能只研究云冈，而要同时了解北魏时期的历史、佛教史，这样才能深入。
当时，宿先生建议我读历史时期考古学方向。研究历史时期考古学，就必须了解佛教，而且宿先生要求他的学生每人都要读由日本学者编写的大型考古调查报告《云冈石窟》。读完这本书，我对一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云冈石窟露天大佛的前壁是何时坍塌的？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在1993年冬天第一次来到云冈石窟，后来发表了《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自此开启了我与云冈石窟30多年的缘分。
记者：在研究云冈石窟的过程中，最吸引您的是什么地方？
杭侃：最吸引我的首先是云冈石窟的重要性，它是在新疆以东地区最早开凿的皇家石窟，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为北魏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影响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其他石窟无法比拟的，在佛教艺术和东传的石窟艺术的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个是云冈石窟的艺术风格，第一期的昙曜五窟都是大的像窟，它所展现的壮美和文化自信是那个时期的精神写照；第二期是冯太后和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开凿的，大量的题材开始汉化，对我们研究佛教逐步的中国化、世俗化非常重要。石窟从一期至二期，总体虽按组群规划，但各洞窟的空间形式却由马蹄形的大像窟向长方形、多具前后室的洞窟形式转变，开凿工程也渐渐由分层施工过渡到统一施工。
第三个吸引我的点是它的雕刻，我们平常说雕塑，其实雕和塑不是一回事，雕是在石头上做减法，塑是在木骨泥胎上做加法，这是两种不同的技艺。中国大规模的高浮雕立体雕刻，是从云冈石窟开始的，可以说它开创了一种雕刻的艺术传统。
保护与开发，保护是第一位的
记者：这些年来您一直倾力守护着云冈石窟，请跟我们聊聊石窟的保护工作？
杭侃：“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2020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冈石窟时，对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牢记习总书记嘱托，在做好科研的基础上守护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更加谨慎、科学。
1993年我第一次到云冈石窟调研时，看到周边的环境状况比较严峻，当时我就意识到保护石窟任重道远。我们都希望把祖先遗留下来的遗产保护得完好无缺，这当然是个美好的愿望，但所有的物质都有它的生命期限，而且石窟是在大自然当中，不像放在博物馆里，能营造出一个恒温恒湿的环境，所以保护难度更大。目前我们能做的主要是预防性保护，尽量减缓它的衰老。
2021年2月，山西省委、省政府成立了云冈研究院，并在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高校设立云冈学研究机构和专业方向，在体制机制、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几年，云冈石窟以日常保养为主的预防性保护工作已经全面提升。我们会在保护、研究、展示和利用方面持续发力。
记者：保护过程中还面临哪些挑战？
杭侃：云冈石窟距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岁月的凋蚀、环境的变迁，都会带来一些影响。尽管科技不断发展，今天石窟保护的压力并不比以往小。前些年，我们终于解决了危岩体的问题，但是有一些国际性的保护难题，比如说岩体风化、渗水、冻融等，虽然看起来不那么触目惊心，但是会造成石窟岩体开裂、剥落，只能通过科技手段，比如监测来采取适当的措施。没有解决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多，因此也要花更大的力气在研究上面。
保护的前提是研究，我们也感觉到，光靠云冈研究院是不够的，所以就联合多个大学、研究院所一起申报课题，共同建设实验室。就在5月10日，山西大学和我们搞了个座谈，探讨哪些学科可以参与到云冈石窟的保护和研究中来。云冈现在也在逐步建设开放型的实验室，在课题的申报、工程的实施以及日常的维护方面同步发力。
记者：近两年文化旅游越来越热，云冈石窟也成为“网红打卡点”。如何平衡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
杭侃：刚才我也谈到“保护第一”，在平衡保护和开发二者的关系方面，同样遵循这个原则。在保护的基础上，我们更多的不是片面地追求游客人数，而是控制游客人数，在合理控制参观人数的情况下，把云冈石窟的文化属性发挥出来。
以前我们旅游分淡旺季，现在我们希望淡季不淡，旅游人数不像过去那种集中式爆发，也不仅仅是让游客来拍个照、打个卡就算完了，我们更希望能把它的文化属性阐释出来，让文化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延长开放时间、延伸参观点，除洞窟本身外，还会开放博物馆、美术馆、院史馆。对老年人我们推出免票服务，针对留守儿童我们有专门的参观活动，同时我们还增加了饮水机和女性卫生间，希望大家在云冈石窟游览时感到愉快、有所收获。
让传统文化瑰宝“活”起来
记者：您多次谈到要在保护中传承，让传统文化瑰宝“活”起来，如何理解？
杭侃：保护的目的，不是“为了保而保”。如果单纯从保护来说，最有效的保护可能是把它封起来，或者放在柜子里、锁在仓库里，但这不是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保护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利用，尽量发挥它的作用。
2022年7月22日，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召开。在那次会议中提到的文物工作方针从16个字变成了22个字，“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工作方针从底层逻辑上有了变化，把文物看作文化遗产资源，并且能够使尘封的资源实现真正的活化利用。
古今之间是有联系的，我们的保护也是希望实现代际之间的传承。祖先创造的东西，不能在我们手上给弄没了。我们要保护好，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样代际之间的传承也是面向未来的。要面向未来，就要与时俱进。比如，从3D打印到虚拟现实，我们也会利用科技手段，让大家能够在异地体会到云冈真容巨壮、穷诸巧丽、骇动人神的那一面，还会通过展览、学术交流等形式，推动中国文化遗产“行走”世界。
记者：您提到运用科技手段来保护和利用，我们了解到云冈石窟在数字化方面也做了很多探索，可否介绍下？
杭侃：数字化在各行各业都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云冈石窟经过两次比较大规模的发掘，两次都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但以前做展览局限于传统的展示方式，只能让大家到现场看出土的文物，或者配置一些图片。
现在有了科技的加持，通过数字化技术和3D打印，我们可以把洞窟扫描后1:1地复制出来，实现异地展览，让大家不仅能看到出土品，还可以沉浸式体验云冈石窟的壮美气象。比如，我们正在深圳博物馆展出的云冈石窟的第12窟，就是以立体雕刻的形式，记载了古代音乐人盛大演出的场面。游客走进其中，就像到实地参观一样。而且，复制窟用轻型材料制作而成，可以像积木一样组装拆卸，实现“行走”世界。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利用数字化技术开展保护、研究和展示工作。借助数字科技，可以让千年前的云冈石窟得以在另一个时空新生。古代，工匠们用双手在石头里刻凿出生命；今天，我们可以用高科技将尘封于石头中的生命唤醒。这方面我们还能做更多探索。
记者：您一直倡导文物保护不仅要对历史负责，更要面向未来，怎么更好地把两者结合起来？
杭侃：2015年，我和北大几位老师、同学发起了一个“源流运动”，“源”即面向古代，追本溯源；“流”即关注当今，面向未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在有意识地做古今结合的工作，思考“如何把考古所得的知识体验带入日常生活，把古典美好与现代社会有机结合”。成为云冈研究院院长之后，我也把“源流”的理念沿用到了云冈石窟的传承和创新上。
云冈石窟是一项难得的世界遗产，它的保护、研究、展示、利用，都应该达到世界遗产的水平。目前，全世界的世界遗产也就1000多处，云冈石窟作为其中之一，未来应当将重点放在“让文物活起来”，努力成为古典美好与现代生活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