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豆豆，1977年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文化部优秀专家。代表作有《醉鼓》《秦俑魂》《苏武》《闪闪的红星》等，创作过《周朝六舞图》《武之舞》《墨舞》《黄土地》等作品，曾获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上海白玉兰戏剧奖最佳男主角奖等大奖，被授予“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农历蛇年春节将至，在上海歌舞团的舞蹈教室，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黄豆豆接受了本报专访。
黄豆豆说，2025年是农历蛇年，目前他正在为青年演员编排一出充满欢腾气氛的新的舞蹈作品。作品主题与蛇年有关，金蛇狂舞迎新春，给大家送上新春的祝福。舞蹈将中国舞与打击乐、钢琴等西洋乐器相结合，既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又最大化呈现乐曲旋律昂扬、热情洋溢的基调，舞蹈感特别强。
采访中，黄豆豆分享了他舞蹈艺术之路上的故事、从事文艺志愿服务的心得以及对税务文化建设的见解。
“舞蹈伴随我的整个童年记忆”
问：作为一名舞蹈艺术工作者，最初您是怎么接触到舞蹈，并走上专业道路的？
答：走上舞蹈这条路，是因为父母的带动。
我的家乡是浙江省温州市，我母亲是温州市群众艺术馆的舞蹈老师，我父亲在工厂的工人宣传队里担任舞蹈演员，并从事编舞工作。我父母年轻的时候，城里连一家专业的歌舞团都没有，热爱舞蹈的他们没地方接受专业训练，就和当时喜欢文艺的同龄人一起，去电影院反复观看《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经典舞剧。观看的时候，有人负责看，有人负责记动作，就这样一遍遍看完、记完后，再利用下班时间一起按照记录进行排练。
基于对舞蹈的喜爱，父母希望我能成为一名专业的舞蹈演员。因此，舞蹈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记忆。我母亲和群艺馆舞蹈队员们白天都要工作，只能晚上排练，父亲总是让我提着饭盒去给母亲送晚饭。到了那里，我一边做作业，一边看母亲带演员们排练。父母每年都有很多演出任务，所以我经常跟着他们到各个地方观看演出。为了让调皮的我静下心来，他们让我在演出的时候坐在报幕员旁边，全程观看演员们在台上的动作对不对、整齐不整齐。
回头想来，这些童年经历潜移默化地让我对舞蹈产生了浓厚兴趣，推动我走上学舞之路。
想要跳出一番天地，就要对自己“狠一点”
问：学舞经历中，有哪些事让您印象深刻？
答：幸运的是，我好像在十一二岁时就知道自己这辈子要干什么。舞蹈是我喜欢的事，虽然学舞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我乐享其中。10岁开始，我报考了几所不同的艺术学校，但都没有成功，12岁那年，我终于考取了上海市舞蹈学校，学习民族舞。那年我告别父母亲，坐20多个小时的轮船，从温州前往上海求学。
当我一个人到了这个城市后，开始很难适应。上海方言听不懂，集体生活不习惯，舞蹈练功很辛苦……太多的困难向我涌来，这让先天条件不够优秀的我感到有些自卑。我希望能在舞蹈方面取得好成绩，所以对自己有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我长个儿的速度一直比不上班里的同学，梦想中的集体舞“领舞”的位置离我越来越远。幸运的是我遇到很多好老师，老师建议我跳独舞，舞台上少了其他人作对比，“矮个子”演员的成功率才能更高。但是独舞对演员的要求与集体舞比起来更高，为了达到这个标准，我不断加强锻炼，提升自己。周末，同寝室的本地同学都回家了，我抓紧一切时间给自己“加练”。记得当时我的寝室在三楼，二楼是文化课教室，每周六晚上9点寝室熄灯后，我就通过文化课教室的日光灯电源接上台灯，边听音乐边压腿。压腿很疼，听音乐可以帮助我分散注意力，一般听到第四首歌基本就不疼了。
上海的冬天很冷，为了克服惰性，我坚持早起晨跑。有时候闹钟响了还是不想起来，我就把被子掀开让自己冻到受不了，再去操场使劲跑，直到把自己跑热。
18岁那年，多年付出有了收获。我表演的舞蹈《醉鼓》获全国舞蹈比赛中国古典舞唯一的金奖。这一年，我从上海市舞蹈学校毕业，进入上海歌舞团工作，此后我又去北京舞蹈学院学习民族舞剧表演，如愿成为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上海歌舞团，恰巧团里要推出舞剧《苏武》，一开始给我安排的是一个配角，在剧中有6分钟的亮相，演完大家都觉得我的表现还不错，于是团里大胆起用我当主角。这个角色的年龄跨度很大，从青年、壮年到老年。当时只有22岁的我，为了演好剧中的苏武，我认真观察、揣摩身边各个年龄段人群的体态和心态，再结合历史人物苏武的经历，通过不同状态下的肢体语言来刻画人物形象。后来，我凭借这部舞剧，获得第十一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紧接着第二年，我又凭借舞剧《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一角，再次获得第十二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
问：在新阶段和新环境中，您有没有一些新的尝试？
答：我是中国舞演员，后来也接触了芭蕾舞。大概在我19岁的时候膝盖做过一次手术，当时康复不理想，无法回到最好的舞蹈状态，走路小跑都可以，但是大跑大跳，尤其是起跳落地以后，膝盖承受力不够。
芭蕾舞团的一位前辈老师告诉我，中国舞的起跳和落地，如果训练不够规范和科学，就会对膝盖造成损伤。而芭蕾舞训练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会更全面、更成体系。因此，我在20岁左右开始接触芭蕾舞。
当时我所在的上海歌舞团在一楼，上海芭蕾舞团在二楼，于是我就每天跟着芭蕾舞团学习芭蕾舞，学了三四个月之后，我的膝盖损伤真的慢慢恢复了。现在，我还常常参加中央芭蕾舞团、上海芭蕾舞团的训练。
在作品中体现传统文化精神和多元艺术风格
问：您在舞蹈艺术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也获得过不少奖项，您如何理解舞蹈艺术？在舞蹈创作方面有哪些心得？
答：我认为舞蹈的定义是很宽泛的。从舞种上来讲，我是在中国舞这个领域里面学习和探索，现在也有一些教学和创作的工作。从编舞的角度来讲，我是“两条腿”同时在走路，“一条腿”是传统的中国舞，在传统这个“点”上深挖，持续不断汲取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气神；“第二条腿”是跨界，在多元的“面”上广泛吸收，在演出样式和艺术门类上借鉴它们的形式、技巧和特点。
我和我爱人粟奕，20多年前创作了多媒体舞蹈剧场《窗外的天空》，就是“跨界”的一个起点，之后，我也一直在尝试跨界融合。我曾经给两部歌剧、两部话剧当过编舞，还给昆曲、京剧、沪剧当过编舞，每次与不同的剧种和艺术门类合作，都是很好的学习和探索机会。比如我的舞蹈作品里也包括不同风格的剑舞。在中国，戏曲的武戏里有剑、武术里有剑、舞蹈里也有剑。无论是武戏、武术，还是舞蹈，我们提起“舞剑”，用的一定是舞蹈的“舞”字，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万变不离其宗”。
中国的剑舞是每个中国舞演员都必须掌握的传统技艺，我的舞蹈里面有不同风格的剑舞，最初也是受了家庭的影响。我舅舅是地方戏的一名武生演员，我表哥是一名武术运动员，我看过的母亲编的第一个舞蹈作品，是关于屈原的舞蹈，屈原也舞剑……现在想想，小时候我对武戏的舞剑、武术的舞剑和舞蹈的舞剑分不太清，但是我的“武侠梦”就藏在“剑舞”里。
那之后，我也向许多老师学习了不同风格的剑舞。我出演过一部名叫《粉墨春秋》的舞剧，该剧的戏曲指导张善麟老师是京剧大师盖叫天先生的嫡孙，他还教会我一套盖派长穗剑。在我的舞蹈生涯中，能得到许多老师的教导传授，不仅拓宽了我对中国舞的研习，也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
上得了世界舞台，扎得下基层一线
问：舞蹈作为一门高雅艺术，如何让作品更接地气，更贴近普通群众？
答：以往大家提到舞者，好像感觉这是一个特别高冷的职业，实际并不是这样，舞蹈本来就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所以，我常常思考怎么让舞蹈艺术深入生活、贴近普通群众，提升大众对舞蹈的兴趣。
大概在3年前，我创作了一个广场舞节目，先向全国各地的文化馆、群众艺术馆，以及地方舞蹈培训机构的老师们普及，再让他们教身边的人去跳。现在全国很多广场舞队都学会了这支舞，我们的舞蹈普及效果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最近，央视播出了一档叫作《开播吧！国潮》的节目，让民间艺术团体走进大众视野，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风采。节目邀请我担任“国潮推荐官”，选出参赛选手和他们共舞。我带领两支队伍共同完成了表演，一支是我国成立非常早的、以当地朝鲜族舞蹈演员为主的延边歌舞团，另一支是北京酒仙桥广场舞队。我认为，我们当代的舞蹈工作者，既要坚守在练功房里把基本功练扎实，又要深入到群众中和老百姓携手共舞，让舞蹈变成真正的全民艺术、大众艺术。
另外，我觉得艺术审美是可以从小开始培养的，我也在这方面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过去，我们下基层演出，领舞、群舞、工作人员加在一起人数比较多，互动交流变得不那么容易。于是，我就创新了一种方式，每要去一个地方，就提前把我的代表作《闪闪的红星》这支舞蹈视频发给当地少年宫或者小学的舞蹈队，让老师教给孩子们，临近演出我再提前到当地给孩子们排练。这样既能保证艺术质量，又在无形中辅导了很多热爱舞蹈艺术的孩子，与他们一起演出，把舞蹈的梦想、舞蹈的精神播撒到各地。
除了教孩子们跳舞，我们还多次组织到基层为群众演出舞蹈节目。我对一次到湖南农村的演出印象很深。那是2021年4月，我们到韶山市韶山乡韶阳村演出，当天早晨晴空万里，开演前40多分钟却突然大雨倾盆。当时演出的舞台是农田包围下的一块水泥地，在水泥地上跳舞很难，一下雨，大家的心里就更没底了。望着早早到场等待的群众期待的目光，我们还是坚持完成了演出。当天我演的剧目是《林海雪原》，由于雨天地面湿滑，我不得不将演出用的长筒靴换成雨鞋，这也成了我唯一一次穿着雨鞋完成舞蹈的难忘经历。
文艺要扎根人民，服务人民。我想，新时代要求我们舞蹈演员既要上得了世界一流的舞台，也要扎得下基层一线的舞台。我们平时在大剧院的舞台上，甚至在世界舞台上跳舞，那么下了基层，同样也要克服所有的困难，把最好的表演献给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