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9岁的父亲向党组织递交了人生中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当时，父亲是重庆云阳县某煤炭公司记账员，是个标准的热血青年，每天工作学习十四五个小时，感觉自己的血都是沸腾着的。但不管父亲怎样努力工作学习，也没能加入党组织。

根子在我爷爷那儿。爷爷是川东地下党员，为重庆解放做过许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却遭人诬陷锒铛入狱。自此，父亲的人生拐了一个大弯：出走新疆建设兵团，蒙冤被劳动教养。在我幼年的记忆里，父亲是爱笑的，在外无论受多大累，遭多大屈，回到家他都笑着，还变着法给我们姐弟带回吃的玩的——几颗糖、一块白面馒头或野花野果，看着我们笑着掏他的口袋，他也欢喜地笑。

可我清楚地记得三次父亲哭泣的情形：一次是1979年春，我随父亲回重庆落实政策，在爷爷的木板房里，父亲拿出一张盖有红印章的纸给爷爷，父亲说：“老爷子，政府给我平反了。”说完，父亲的眼泪就下来了……另一次是1985年春节后，父亲探亲后从重庆回新疆，郑重其事把我们叫到一起，宣布了一个消息：“人民法院撤销了你们的爷爷的劳改决定，那是一个冤案，你们的爷爷平反了。”父亲说，爷爷1942入党，1952年被开除党籍，1985年，73岁的爷爷又是共产党员了。我听了这个消息特别高兴，大声问：“爷爷是共产党员，爸爸也是共产党员吗？”父亲低头沉吟了很久，待他抬起头，脸上满是泪，他哽咽着说：“爸爸会是的，会是的……”

1987年7月1日，51岁的父亲在党旗下庄重地举起了拳头。父亲的好友前来庆祝，一开始是激动，后来朋友问：“老杨，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一直把入党放在心里头？”父亲举杯向着众人道：“重庆解放那天，12岁的杨娃子就立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老杨今年51岁，终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当了国家干部，这一切不是共产党给的是谁给的？”说毕，父亲一饮而尽，泪流满面。

父亲入党之后，我踏上了外出求学之路。我的一位同学在信中写道：“我哥上大学没有粮票，你爸代表兵团送来粮票，解决了大问题……”一位农工在聊天时说：“那年秋天雨多，地里玉米收不回来，收回来的也晒不干，要不是老杨坐着班车去阿勒泰、克拉玛依、塔城到处跑销路，200吨玉米就发霉烂在仓库里了。”

至今，1995年秋收的那场大火还让我们全家心有余悸。正是采棉高峰期，棉花加工基地大晒场，棉花像连绵起伏的山峦那样一堆堆一片片。入夜的晒场灯火通明，一根电线过热引燃棉花，正值夜班的父亲来不及向兵团领导汇报，担当起灭火指挥的重任。已是59岁的父亲，站在火场最前沿，拿着大喇叭发出一道又一道命令……人们说，那夜父亲像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声音果断有力，连冲天的火光、呼呼的夜风都没能遮盖，方圆几公里的人看到火情都跑来救火了。灭火之后的第二天早晨，母亲在医院找到黑炭一样的父亲。

退休后，父母亲回重庆老家安度晚年。父亲3年前去延安，激动万分。在毛主席曾经住过的窑洞前，父亲向毛主席汇报了他的事情——一个普通党员的孜孜追求。

（作者单位：新疆克拉玛依市国税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