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年代”故事

2019年06月24日 版次:06        作者:高毅

我丈夫的父亲陈济芬老人一直给予我的小家庭很多帮助,他是我最敬重的父亲。

父亲1938年出生于江苏省泗洪县曹庙乡陈大庄村,他虽不识字,但待人处事却有着独特的视角。每每提及过往,他总是用“毛泽东年代”“邓小平年代”这样的鲜活语言来代指特殊的岁月。

父亲共有兄弟姊妹6人,其中两人夭亡,大哥曾就读于黄埔军校。“毛泽东年代”的土改前夕,兄长由于赌博输掉了大部分的田地,却也“因祸得福”,被划为中农。然而,父亲9岁时,他的父亲不幸病逝,13岁又丧母。兄嫂不顾其未成年便与其分家,为了活下去,他开始了“外流”生活。

其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但不得不承认,贫困依然困扰着那个时代,“外流”是那时苏北农村常有的,就是外出乞讨。靠着一双脚,父亲走过了许多地方,江苏、安徽、江西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直到现在,我依然难以想象,一名13岁的少年孤身“外流”要经历多少磨难。也因为如此,父亲的眼界心胸比同村的人要宽广得多。

由于父亲为人忠厚,能吃苦耐劳,在他“外流”到安徽省华阳河农场时,被留了下来,成了农场的一名工人。这是他一辈子中最光荣的经历。父亲亲口跟我提过,当年农场曾想让他做驾驶员或者会计,可是因为他不识字,这些机会都错过了。想想看,在“毛泽东年代”,这是多么吃香的两个行当!后来他就在农场的酒坊烧酒。即使这样,他已经感到非常满足。就在这个时候,他回到家乡结了婚。不久,他的大女儿出生了,一家三口幸福美满。可惜,好景不长。因为有亲戚在台湾,1969年冬天,父亲一家被“发配”回陈大庄村,重新成为农民。

由于离家已久,老宅早已坍塌,甚至连口烧饭的锅都没有。就这样,父亲带领一家人重新开始艰难谋生,随后两个儿子相继出生。父亲说:“那会儿记工分,一早就要到田里干活。”父亲很勤劳,但在生产队的模式下,一家人填饱肚子依然很困难。由于长期在外,父亲的自留地只有自己的一份,因而比别人家光景更差。一家人长期的主食是山芋、玉米,尤其到了冬天,任何蔬菜都没有,一天三顿都是腊菜(腌制的雪里蕻),连豆腐都成了招待客人时才能吃上的珍馐美馔。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时,生产队杀猪才能见到一点肉星,大米和白面也只有过节时或者家中来亲戚时才能尝到。

1981年,泗洪县开始包产到户,父亲口中的“邓小平年代”到来了。历史书上往往评价包产到户“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我的直观感受是,父亲总会高频率提起“邓小平年代”,而且两眼放光。父亲的吃苦耐劳终于有了回报,家里的庄稼是“全小队长得最好的”!家里“扎”(存储)的粮食像小山,全家人终于吃上了大米饭、小麦面!

自己年轻时“外流”的经历,让父亲深刻认识到学好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他培养子女读书,从来没有想过让儿女早点辍学出去挣钱,也不让他们做过多的农活。三个儿女都念书,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负担不言而喻。为了省钱,父亲戒掉了烟酒;为了言传身教,父亲从来不在农闲时与人“推牌九”。在陈大庄村,人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景象:陈济芬家的三个孩子都在家里看书,他自己在一旁安静地搓麻绳。1982年,村里通电,父亲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第一个把电接到家中,不为别的,就为孩子们看书能亮些。我的丈夫曾经偷看借来的金庸小说,却骗父亲是语文书,但是不识字的父亲敏锐地察觉到这不是学习的书,被狠狠地揍了一顿。甚至在他上乡里中学晚自习时,父亲还“突袭”学校,看看他的儿子究竟是不是在学习。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父亲的三个儿女都成绩优异,用他的话说“家里的奖状糊了一墙又一墙”。因为贫困,为了支持两个弟弟上学,大姐高中毕业后主动选择了去学校当代课教师。我的丈夫在1990年考取了西南财经大学。这个消息在陈大庄村简直就是一场“地震”!大家都不敢相信,陈大庄村也能出大学生!两年后,父亲的小儿子考取了中国武警学院。父亲的两个儿子相继考取了重点大学,简直成了村里的“神话”!

生活更加有盼头。1994年,我的丈夫大学毕业后分配至淮安市税务局工作,1996年小儿子毕业,在武警江苏边防总队工作。1997年,在全家人的支持下,大姐到宿迁师范学习,并成为一名正式公办教师。这样,父亲的三个子女都因知识改变了命运,成为“公家人”。农民吃饱饭、农家子弟上大学的“邓小平年代”,也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又美好的印记。

多年来,父亲最爱看的电视栏目是《海峡两岸》。虽然因为台湾亲戚的缘故让他的生活从“从米箩掉到糠箩”,但他从无一句怨言,一直牵挂着他在台湾的亲人,期盼两岸统一。近些年,台北近百岁的舅公回大陆老家随子女生活,父亲逢年过节必去看望。还会经常让大儿子帮他连接微信视频,与远在高雄的表伯通话。聊的话题大多是现在村里人生活好了,谁家子女有出息了,一定要保重身体之类。虽然每次言语不多,但能感受到父亲很知足,也很自豪。

清明节前夕,父亲和母亲回老家扫墓。等我们随后回到泗洪,父亲迫不及待和我们分享老家的新闻。“你没看到,现在陈大庄的路修得笔直,路边的路灯,跟城市里的一样。我现在也跟城里人一样,过了80岁,政府每月补助更多,你妈妈看病也能报销,家里田流转了,每年都有钱拿,‘习近平年代’有多sang(第四声,泗洪方言即厉害的意思)!”在这样的时代,眼前的幸福生活似乎已经把他以前所受的苦难都融化了。

父亲走过的路,漫长又艰辛,苦涩且甜蜜。任何困难从没有压垮过他,哪怕在希望渺茫时,他对未来仍充满信心。父亲的“年代”故事仿佛是70年来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实现中国梦的一个缩影。

(作者: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政协副主席,曾在税务部门工作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