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徐谓礼文书”全面展示了南宋的官僚制度、政治经济、社会风情等。而对于税收文化和税收历史来说，这份记载了南宋官员徐谓礼仕宦生平的文书，也是极为珍贵的“国宝”，其中包含不少宝贵的税收内容，填补了宋朝税收历史研究的空白。

今年5月，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南宋徐谓礼文书”，在新建成的浙江省武义县博物馆首次公开展出，引起极大轰动。这份记载了南宋官员徐谓礼仕宦生平的文书，共有17长卷，共计长32.2米，宽约39.5厘米，4万余字，是目前国内出土的最为系统完整的宋代纸质文书，全面展示了南宋的官僚制度、政治经济、社会风情等。而对于税收文化和税收历史来说，这份文书也是极为珍贵的“国宝”，其中包含不少宝贵的税收内容，填补了宋朝税收历史研究的空白。

徐谓礼文书分为告身、敕黄、印纸三种类型，告身是官员的“任命状”，敕黄是官员的“差遣委任状”，印纸则可以理解为官员的“业绩考核表”，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印纸，我们能从中发现许多“税事”。

徐谓礼出生于1202年，字敬之，其父亲为南宋名臣徐邦宪。他本人未曾从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而是靠父亲“荫补入仕”。在从政的30年生涯中，徐谓礼从九品的承务郎，做到了从六品的朝散大夫，中间经历13个官位的阶梯。在其仕途一路升迁的过程中，税收可谓紧密相伴。

淳祐八年（1248年），徐谓礼出任权知信州，这是他真正掌管一个地区的行政事务。两年后，他因“职事修举”而推赏转官，从朝请郎升转为朝奉大夫。那么，这次让他升官的“职事修举”究竟指何事？出土的徐谓礼文书虽未提及，但《宋史·牟子才传》有如下记载：“信州守徐谓礼奉行经界苛急，又以脊杖比校催科，饥民啸聚为乱”，从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当时，北方的蒙古族政权南侵，南宋为了抵抗连年用兵，战争不断，赋税沉重。南宋的中央税赋以土地税为主要税源，但由于地方豪强与官吏勾结作弊，致使税收流失十分严重。绍兴年间，朝廷曾大规模推行经界，丈量民户的土地，一度改善了税籍不实的局面，保障了税收收入。但到了淳祐年间，税籍不实的情况又日趋严重，朝廷不得不重新推行经界，清理“土地税”和“纳税证明”。徐谓礼执掌信州后，可谓雷厉风行，大力推行经界、整顿税籍、征收赋税，强势镇压聚众闹事的“饥民”，取得了良好政绩，因此，印纸中就有了他“职事修举”而转官一阶的记录档案。

业界专家认为，在古代中国，赋税的征收情况是考核地方官员经济政绩的重要指标，南宋也不例外。阅读徐谓礼文书，我们可以发现，“催纳税赋”的确是考核地方官员的重要指标。

南宋官员钱粮方面的业绩考核，最核心的内容是夏秋两税的纪录，如绵多少钱、绢多少钱、糯米多少、粳米多少……每一笔都写得很清楚，最后都有一个“已纳足”或者“见催无”的记号，说明“都纳足了”“没有欠缺的”。印纸记录了徐谓礼任州县地方官时的考课功绩，其中多次提到“税收考核”，例如，徐谓礼文书中第二八则《端平三年十二月日知溧阳县第一考成》批书，书头是负责批书的官司“建康府”，第二至第七行引录溧阳县据知县徐谓礼申状所上府司的申状：“本县保明是实，申府批书施行”。建康府于是“勘会到功过事件如后，并将本县具到本官第壹考内催过税赋数目送磨勘司，点对并同，及委司法证应条式，点对到下项须至批书者”。然后，将审核的“已纳足”“功过事件”等内容写在了印纸上。由此可见，在南宋，催纳税赋是官员的重要工作内容，而且会对其仕途发展产生影响。在徐谓礼的宦海生涯中，与税收的关系不可谓不紧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教授研究后发现，徐谓礼文书中有关缴税的数额，恰好说明“原额主义”的存在，即：宋朝开国皇帝定下的缴税额度以后每年都不改变。徐谓礼在建康府溧阳县当知县的几则考课批书中所记载的缴税额度，与相隔几十年的《景定建康志》里关于溧阳的缴税额度几乎完全一致，从而印证了上述观点。这表明，徐谓礼文书对于研究宋朝税收制度的变迁来说，有着重大意义。

穿越近800年的风风雨雨，历经被盗走的颠沛流离，徐谓礼文书最终被安放在博物馆内，与今天的我们见面。对于它的研究，如今才刚刚开始。通过这件弥足珍贵的国宝，我们既能领略南宋时期的官场百态，又能感受当时的经济发展、风土民情和税收文化。相信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徐谓礼文书将有更多宝贵的成果展现在我们面前。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武义县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