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税收定位不断探索的70年。进入新时代，税收最终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找到合适定位，并通过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税收收入仅有48.98亿元；2018年，税收收入达到156401亿元。税收收入增长是新中国经济建设成就的重要体现，是税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不断提高的重要体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税收定位不断探索的70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不断推进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税收制度建设，税收作用得到更恰当的发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以来，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代税收制度逐步确立。可以说，税收一直在国家治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扮演重要角色。

税收保证了财政正常运行

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据重要地位，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时期，都是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初，税收为新政权的运行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证。在计划经济时期，即使在税收作用不被充分重视的背景下，税收收入和企业收入也旗鼓相当，甚至在计划经济后期，税收收入超过了企业收入。

税收是财政收入来源的一种重要形式，70年来始终如一。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就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83年和1984年两步“利改税”之后，税收成为财政收入的最主要形式。从此，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之比虽有波动，但在财政收入体系中的绝对地位从来没有被撼动过。

税收在财政收入体系中有重要作用，并不等于“唯税是图”。2006年，中国取消农业税，明显减少了大笔税收收入。但是，此举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农村税费改革的积极成果。更重要的是，这项改革使得城乡统一税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可圈可点。

税收促进了宏观经济稳定

经济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其目标之一是宏观经济稳定。税收在宏观经济稳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如何筹集政府可支配财力，有多征税、多发债与多发货币的争论。货币的财政性发行，会导致物价波动，甚至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征税虽然有难度，但在几种可选方案中却是最优的。可以说，正是因为征税，减少了通货膨胀的风险，促进了宏观经济的稳定。

近年来，减税降费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2019年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减税降费规模预计近2万亿元，其中约70%是减税。这也充分说明了税收在宏观经济稳定中所发挥的、其他政策工具难以替代的作用。

减税必须基于中国国情。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决定了减税重在减间接税，特别是推动作为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的改革。现实也是这样操作的，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做到了税收政策和税制改革的有机协调。例如，增值税税率三档并两档，既是减税政策，也是构建现代增值税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税收作用的发挥需要合理定位

回首70年新中国税收之路，在不断地探索之中，税收最终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找到了合适的定位。

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税制改革实践中体现得最为明显。20世纪80年代，税收作用被过多强调，什么问题都希望通过税收手段来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针对性特别强的税种开征，但最终因效果不够理想而退场。例如，对大中型国营企业缴纳所得税后留下来的利润征收调节税，一户一率，鞭打快牛，不利于企业搞活。又如筵席税，开征的初衷很好，用税收的手段控制大吃大喝，但能征收上来的税一直很少，有的地方甚至从未开征。再如各种类型的奖金税、建筑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由于和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不合拍，都逃不脱被废除的命运。与此同时，有一些税种，如增值税，一开始只是星星之火，现在演变成为第一大税种。个人所得税开征之初只涉及很少的个人，眼下却成为最有潜力的一个税种。总结规律，只有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同时尊重税收运行规律的税种，才能存在和发展。

过去的实践表明，税收作用的发挥，需要警惕“税收崇拜症”。夸大税收的作用，只会适得其反。政策目标的实现，往往需要一整套政策工具体系来支持，单独一个税种，甚至整个税制都可能难以提供足够的支撑。最重要的是对照公共政策目标，找到税收的合理定位，并按照这一定位要求发挥税收的作用。

税收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概念，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都和税收有密切联系。我们必须认识到，70年的税收实践探索，已经让税收成为一个超越经济范畴的重要存在。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税收都可以发挥作用。中国正在加快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就是要让税收在国家治理中更恰当地发挥作用。

税收发展与经济体制相适应

税收与经济体制的关系极为密切，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有什么样的税收体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计划、价格和利润上缴等多种形式筹集收入，社会公平问题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差距较小的工资制度、工分制度得到解决，税收作用相对被淡化，因此税制简化不会有太大问题。

市场化改革和所有制结构改革启动后，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工资制度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不断演变，更多的个人收入取决于市场报酬，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收入差距问题。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平等，除了采取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措施之外，也需要发挥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种的调节作用。个人所得税的潜力决定了，税收在促进社会公平政策目标的实现上将有更多用武之地。随着社保缴费体制的转变，社保费改税也是可能的选项，税收促进收入公平的手段将更加有效。

积极参与全球税收治理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对外开放度不高，税收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不够密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是建立了涉外税制，后实现了内外两套税制的统一。中国先是在既有的国际税收秩序中活动，后积极参与国际税收秩序的重塑，特别是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的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税收治理，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税收制度改革和税收政策的选择越来越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做。可以说，中国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中国国际税收管理成就显著。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展望未来，中国需要加快建立现代税收制度，让税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如今，科技进步不断催生新业态，税源流动性越来越大，税收管辖权之争越来越多，税收工作面临新的挑战。面向未来的税收制度，应该是有科技含量的税收制度。税收与科技完美融合，才能在国家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好税收工作，需要与时俱进，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充分尊重规律，不仅要尊重税收规律，而且要尊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规律。税收与人民的利益关系密切。如房地产税等关系千家万户利益的新税种开征必须特别谨慎、稳步推进。一方面要满足构建和健全地方税体系的目标要求；另一方面要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中国应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贡献自己的力量，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选择同样需要对接这一目标要求。例如不断增强税收国际竞争力，改善营商环境。

总之，应总结并汲取70年中国税收发展经验，立足国情，面向世界，按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进行改革，更好地发挥税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