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提升了整体收入水平，同时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作为再分配领域的核心制度设计，累进所得税能够有效弥合收入分配差距，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发生。现实中，各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纷纷降低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高收入群体与中等收入群体的税率级差也迅速缩小。1994年~2007年，世界范围内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以往承受了更多的税收负担。中等收入群体税负增加有国家间竞争策略和公共支出刚性的原因，同时与劳动者流动的难易度有关。

经济全球化增进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极大地促进了生产要素资源与商品服务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经济全球化不仅提升了经济效率，也产生了不同以往的经济社会效果。一个值得深思的事实是：全球化提升了整体收入水平，同时带来了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那么，以税收为主的再分配制度是弥合还是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今年2月，苏黎世大学的皮特·厄格尔教授（Peter H. Egger）、诺拉·斯特雷克教授（Nora M. Strecker）与科罗拉多大学瑟吉·尼盖教授（Sergey Nigai）联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球化的征税契约》的论文。这篇论文构造了一个独特的税收算子（类似于指数），用以测量全球化过程中各国对劳动者征税的情况。这有助于回答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问题——谁承担了更多税负？进一步看，这篇论文从全球化的视角，解释了当前各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税收原因。论文结论显示：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全球化带来了贸易便利，增加了人员往来，但在1980年～1994年和1994年～2007年两个时间段中，税收的承担者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94年之前，高收入人群被征收高额累进税，而在1994年之后，中等收入群体的劳动所得税负担明显上升。与此同时，位于收入序列顶端的1%劳动者及雇主的税收负担却下降了0.59%~1.45%。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论文区分高收入群体与中等收入群体，并没有拿人们的实际收入来直接比较和划分，毕竟1980年和2007年之间的价格水平变化太大。同样的收入在1980年算高收入，但到了2007年或许就不是了。即使按一定标准折算，各国的通胀水平不一样会导致误差，也容易产生理解认识上的分歧。论文的办法是在每个自然年度内，分国家把个人收入做一个排序。排序前1%的被认为是高收入群体，前1%之后到前50%附近的为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是说，论文中的收入高低划分是一个相对位置，而不是绝对的。这样既能用其分析收入分配差距及税收负担，还能避免引入收入绝对额带来的解释困难。

为什么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这些国家非但没有试图去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反而助长了这一趋势呢？个中缘由并不能一言以蔽之。全球化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很早就引起了经济学者们的重视。只是对什么原因导致了上述结果，大家各持己见。在已有的研究中，大致有两类观点相对比较有说服力。第一类观点认为，全球化让高技能人群能够迅速寻找到高回报的项目，或者将其天赋转化为高回报的产出，结果是：强者愈富，弱者愈贫。比如，欧洲足球明星向高水平、低税率国家联赛转会，众多发明家奔赴经济更具活力、税负更低的美国创业致富。第二类观点认为，全球化令各国政府成为替本国企业招揽顶尖人才的“后台”，政府创造外部条件吸引顶尖人才，通常的做法是降低劳动所得税。比如，自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之后，各国政府竞相跟进。理论上，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自然也就弱化了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调节作用。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同样作为要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在国际流通中为什么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一般而言，资本自由流动会降低资本使用价格，进而提升资本运行效率；但是，劳动力自由流动，不一定会降低劳动价格，也不见得会提升劳动配置效率。

三位教授的研究发现，1980年~2007年间，在包含OECD国家的65个样本国家中，企业所得税税率从45%降至30%以下，面向高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最高的42%左右降至32%左右。同时，针对中等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15%以下提高到17%左右。可以看到，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持平，有助于减弱高收入群体在企业所得与个人所得之间进行税收筹划的动机。但高收入群体之前承担的实际税率（42%左右）约为中等收入群体（15%）的近3倍，而目前两者之间的差距降为2倍以下（32%/17%）。为什么不能在为高收入群体减税的同时为中等收入群体减税？论文中并没有提及，但是，只要稍微查阅一下相关背景信息就能发现：多数发达国家正处于人口老龄化过程——养老及医疗支出持续增长，使得他们无法压缩民生刚性开支。那么，为一部分人减税，也只能在其他群体身上找补回来。实际上，相对于高收入群体流动性更强（去选择低税率地区），中等收入群体往往只能忍受新增的税收负担。这也回答了劳动力与资本的不同。资本是无差异的，流动起来并无二致；而每一个附着劳动的个人是差异巨大的，流动起来要看个体情况。虽然资本和劳动力都被归入要素资源，但优化配置的过程完全不一样。各国明知对劳动者增税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还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从现实来看，各国政府还能识别出哪一类劳动者是征税成本最小的课税对象。

这篇论文有很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首先，从不同视角关注重要问题。学界关于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汗牛充栋，而这份研究是从经济全球化视角来分析，其测量参数集中在税收特别是税率的变化，并没有直接使用传统的个人收入绝对数，巧妙回避了关于收入数据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质疑。其次，设计一套有想象力和说服力的新指标。税收算子是一个合成指标。研究者把劳动者技能、地域、名义工资和经济环境等整合起来，既解决指标之间相互影响或者毫不相关的问题，还能体现不同税制的共性和特性，这让跨国研究具有可比性。最后，相对简洁的识别方法。与大多数因果识别的实证研究不同，这篇论文选择了相对简洁的运算方法，所获结果虽然如作者所言还缺乏结构模型的检验，但在简约模型下，依然是可以接受的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