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了《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成为当年最畅销的著作之一。笔者作为这本书的译者之一，对弗里德曼描述的当代世界重大变化印象深刻：科技和通信领域如闪电般迅速地进步，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使全世界的人们可以空前地彼此接近，各国在全球化趋势中将实现均衡发展。14年后，弗里德曼来到了中国——这个他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多次提及的国家，参加了“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并发表以“如何增强中美互信”为主题的演讲。他认为，现在的世界变得更快、更智能、更深了，并对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波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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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世界是平的》所述，世界各国的发展本是不均衡的，有的国家发达，有的国家落后，有的国家人均生活水平高，有的国家人民温饱都还没有解决，更不用提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文化的进步了。然而，落后的国家是有发展的诉求的，人们是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信息快速无障碍的传播让落后国家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再穷不能穷教育，接受更好的教育和培训，可以帮助人们掌握相应的技能，并有可能得到更多的收入，过上更好的生活。

个人掌握了相应的技能就能找到合适的岗位工作吗？那可不一定。如果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无法支撑对更多技术人才的需求，那或许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毕业之后将不得不面对去开出租车、送快递的尴尬。

同时，人力成本不均衡的现象日益突出，比如做同样的工作，一个在美国工作的美国技术人员的收入可能是一个在印度工作的印度技术人员收入的数倍，但美国技术人员的工作效率不可能是印度技术人员的数倍。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注意到了这种不均衡：很显然，印度的技术人员便宜又好用。

于是，跨国企业将低附加值的工作外包到落后国家，用较低的成本获得了更多的熟练技术工人，同时获得了更大的市场，实现了成本上的降低与收入的上升，而印度的技术工人可以获得与原来相比更高的报酬，这就是全球化的好处——双赢。

跨国企业把低附加值的工作外包出去，意味着美国国内的低附加值工作机会减少了。作者弗里德曼作为美国人，在《世界是平的》中表达了对美国的担心和忧虑。在他的回忆中，小时候父母经常教育他：“把饭吃干净，别忘了中国人正在挨饿。”而现在，他则建议美国家长，要告诉孩子“去做你的作业，别忘了中国人和印度人正要抢你的饭碗”。总有人会因此失去工作。弗里德曼给出的解决方法是，提升自己的技能，从事更高阶的工作。这就是产业的升级，从劳动密集型岗位转到技术密集型岗位。弗里德曼在书中举例说，比如一个人原来从事美术设计工作，为一家报纸或杂志制作一幅插图，他必须亲自完成所有的工序——制作图样、上色、把其裱到纸板上、在上面覆盖上薄绢并打包，最后交给邮递员或使用联邦快递公司传送。随着出版商和广告公司开始采用数字化技术，设计软件如Quark、Photoshop、和Illustrator使艺术设计变得更加容易起来。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艺术学校学习使用这些软件，以至于作品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很高的含金量了，每个人都可以干，任何人的产品都没有区别。所以，他必须借助技能梯子爬到生产链的上游，使自己转型为创意顾问。创意正是客户所需要的，他只需用铅笔画出草图，然后把草图扫描到电脑中，利用鼠标给图样上色，再把样品通过电子邮件寄给他的客户。最后，客户再去找一些会用电脑软件的人完成其他所有工序——那些低端工序。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很多人在提升技能方面是存在困难的，现实总是很骨感。发达国家里那些没有转型到更高阶工作岗位的人们成了当前反全球化浪潮中的主要民众基础。

技术跟管理能力，使得美国的跨国企业具备了核心竞争力，因此他们在市场上可以很容易地打败落后国家的本土企业，然后获得大部分市场。跨国企业对利益的追求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并成为全球化收益的主要收割者。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一个大厅里，人们在举行宴会，不同的人的座席是不一样的，菜品也有所区别。包间里是饕餮盛宴，只有掌握核心竞争力、并在利润分配中占据大部分份额的跨国企业才有资格享用。然后是大厅中的散席、过道中的加桌，甚至还有大门旁的外卖窗口，菜品也改为家常菜。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等级在相应档次的位置就餐。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盛宴中，每个参与者的竞争力决定了他的收益大小。那些落后国家里接受了教育的年轻人，摆脱了贫困，有机会参与到全球化分工并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他们正在用无比的热情，拥抱着他们的幸福，在宴会中能有一席之地，应该很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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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平的》没有对全球化后来的发展进行预测。但我们可以想象，假如落后国家的技术水平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假如落后国家的低端劳动力永远不想提升自己的地位、熟练高技术工人永远不想跟发达国家的同行过上一样的生活，那么世界确实是平的，而且可以永远这么平下去。发达国家也会十分欣赏这种“全球化”。

然而，10多年过去了，当初《世界是平的》这本书所描述的世界发生了变化。很多人注意到了一点，只要掌握更多的核心竞争力，就能在全球化中获得更多利益。换句话说，有了硬核，去包间里品尝饕餮盛宴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于是，各个国家开展了核心竞争力的比拼。弗里德曼也认为，大概是在2007年，一组技术汇集在一起，使世界变得更“快”。人们只需点击一次鼠标就可以在网络上完成大量复杂的任务。这种技术进步是在价格暴跌的推动下发生的，即计算和存储价格的暴跌。接着，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智能”，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体会。今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深入。他举例说，如果你的衬衫里面植入了传感器，就可以测量你的身体功能，并根据你的健康需求通知电商平台，在沃尔玛为你购买食物，然后用全自动车辆或无人机将食品运送至你的冰箱，并在冰箱再次发出缺货通知后重新为你进货。这就是所谓的“深”。在核心竞争力的竞争中，曾经落后的国家似乎要有追赶上来的趋势。弗里德曼认为，在过去10年里，中国已成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在部分领域也成了一个技术强国。这对世界来说是一件好事。中国成为这些领域的技术竞争对手后，将会促使创新加速，价格更低。

但回到刚才那个宴会大厅，新的问题来了，包间里有人，后来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就得出来。如果你所拥有的我也可以拥有，那依赖受教育程度与薪酬之间巨大不均衡而产生的所有行业都没法持久发展下去。享受到了低成本与大市场的发达国家会希望之前的那幅宴会场景能维持得更久些。否则，当双方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种全球化可能就要被中断。如果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发达国家可以筑起高墙，让世界变得没那么平坦，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筑起高墙的理由有很多，贸易也好，国家安全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高墙，可以让那些落后国家的年轻人追求幸福的脚步能稍稍慢一点儿，最好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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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今后的趋势将会怎样发展呢？面对新问题，弗里德曼在研讨会上用中美关系来做了说明。他说，中美两国一直同时充当着经济伙伴和经济竞争对手、技术伙伴和技术竞争对手，甚至是地缘政治伙伴和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复杂身份。这在国际关系中是非常独特的一例。在过去30年里，中美关系中一直有足够的“信任”，也有足够的合作空间，从而确保在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领域的竞争不会失控。因此，两国可以携手崛起，而不是让双方一起倒下。现在，中美两国技术和经济关系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要继续保持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就需要为中美关系注入全新的信任。

弗里德曼用他最喜欢的一个电影场景，为这种信任做了注解。这部电影叫《火星救援》。故事情节是这样的：2035年，由马特·达蒙饰演的一名美国宇航员和其他宇航员一起被派往火星执行太空任务。正当达蒙和同事探测火星表面时，一场巨大的沙尘暴席卷而来。在沙尘暴中，达蒙和同事走散，同事认为他已经殉职，便离开了火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迅速组装了一枚火箭，为被困的达蒙运送食物。但是由于组装过程过于仓促草率，救援火箭在起飞后不久就爆炸了。制造一枚火箭需要很长时间，正在NASA忙于寻找另一种解决方案时，镜头突然切换到中国国家航天局。为了不让困在距离地球2.49亿英里的火星上的马特·达蒙饿死，中国航天部门与NASA共同努力，使载有补给的火箭成功发射，与将达蒙留在火星上的美国宇航员成功实现太空对接，使他们能够返回火星营救达蒙。

这个想象中的场景深深地打动了弗里德曼，他说这部电影最美妙的地方在于，导演让这一切看起来是如此合情合理、合乎逻辑，让人不禁思考：“我们为什么不能一直这样呢？这样一来，世界会变得多么美好。”

（作者：中国税务报社编辑、《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主要翻译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