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接力棒注定将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一家四代人，从曾外公、外公“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到父亲和母亲“巩固好、建设好红色政权”，再到我们这代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在发展、环境在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对党的绝对忠诚，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值此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之际，我写下这篇文章，权且作为一名老税干、老党员的内心独白。

“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2019年5月31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记党的理想信念和根本宗旨，必须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必须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敢于战斗、不怕困难的奋斗精神，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风险挑战，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作为红军后代，我对这段话感触尤其深刻，不禁思潮澎湃，思绪万千：我的先辈就曾参加过红军长征，祖辈曾为革命作出过巨大牺牲；我的父辈前后相续，将革命精神薪火相传；吾辈亦将坚守初心，牢记使命，以告慰先烈，接续奋斗。

“我这一辈子，就跟着共产党走”

我的曾外公叫谷志大，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中年纪最大的红军战士。曾外公是白族人，在5个子女为革命牺牲后，他顶着巨大的痛苦，于1934年正式参加红军，在贺龙军团部从事后勤工作，负责首长的饮食起居，被贺龙称为“红管家”。

1935年11月19日，时年55岁的曾外公随着红二、六军团，离开桑植刘家坪，迈出了长征第一步。在近一年的征程中，曾外公所在的部队，一边频繁作战，一边艰苦跋涉，顶着凛冽的寒风翻越雅哈雪山、玉龙雪山，靠着吃野菜、草根、皮带穿越松潘大草地，历尽千难万险，受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到达陕北后，曾外公谢绝组织照顾，继续做后勤供给工作，历任中央军委合作社会计，“鲁艺”合作社主任。他兢兢业业办好食堂，加工烹饪湘西风味小吃，服务热情周到，被王震旅长亲题为“小小食堂”。他保管账目的红布口袋，作为革命文物，陈列于北京军事博物馆。

1943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大搞经济封锁，曾外公不顾年事已高，参加大生产运动，再次拿起了锄头开荒种地、喂养鸡鸭，收获颇丰，还上交了不少菜粮，得到贺龙、谢觉哉等称赞。新中国成立后，曾外公虽然年届古稀，仍留在西北军区后勤部坚持工作，直到74岁离休，被著名诗人何其芳称赞为“一个朴实忠厚的向革命献出一切的湘西农民干部代表”。

在陕北期间，曾外公还将失去子女的无尽悲痛埋藏心底，以老红军质朴爱心，将烈士的两个幼孤收为义子义女，悉心照顾、抚育成人成才。

“我这一辈子，就跟着共产党走”，曾外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那批红军战士，大多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们的观念很朴素，就是“跟着党走”，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为革命而死，值得”

我的外公谷耀武，1907年出生于桑植县马合口乡银子岗，他是家中长子，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1926年，外公在外求学时接触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在学校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回乡从事兵运工作。

1928年桑植起义前后，外公承担起为贺龙的部队筹办、运送军需物资的任务。他还请父亲谷志大出面，在官地坪开办“大盛祥”铺子，明为做生意养家糊口，暗为红军筹集军饷，购运军需物资，保护红军伤员和家属。1930年春，外公正式加入红军，他英勇善战、智勇双全，很快得到贺龙、王炳南的赏识，由连长提升为营长、师部科长、团长。

1932年，川军会同湘鄂地方民团，号称10万之众，围困洪湖苏区，妄图围歼红三军。多次突围受阻后，贺龙决定从潜江浩子口突围，时任团长的外公慨然受命，担当主攻任务，为大部队突围打开了一条血路。这一仗，外公所率的团伤亡大半，自己也身负重伤。

外公当上红军后，敌人疯狂报复、抄家焚屋。身怀六甲的外婆黄玉梅被掳到常德桃源，做敌营长朱世杰的佣人，我母亲谷臣祥出生后，朱世杰想斩草除根，外婆和当地乡亲苦苦哀求、死死护住，才保住了母亲的性命。之后，外婆忍辱负重，艰难地把母亲拉扯大，直到1950年，时隔17年后才被组织找到、接回桑植。

在曾外公和外公的影响带动下，外公的弟妹先后参加革命，两个弟弟谷忠勤、谷忠恕分别参加红军、游击队，两个妹妹谷兰香、谷兰桂相继参加红军女儿队。

1933年秋，外公的大弟谷忠勤在湖北荆门沙堤战斗中牺牲。消息传来，外公强忍悲痛，对战士们说：“革命哪能不流血牺牲，我弟弟为革命而死，值得！”不久，外公也战死在湖北洪湖张金河。他的两个妹妹被抓后，先后被敌人杀害。外公的小弟谷忠恕死得最为惨烈，被地方团防抓获后，遭严刑拷打依然坚贞不屈，被敌人砍下头颅，挂在官地坪场上示众，尸身被扔进沟壑之中。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外公一家满门忠烈，五兄妹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斗争残酷，忠魂悠悠，甚至埋骨何处，也无从考证，但他们的信念和精神已经融入家族的血脉，永久地留存在共和国的记忆里。

“我相信党，相信组织”

我的父亲李信安，1949年投笔从戎，从长沙十一中考入湖南革命大学，随南下大军奔赴解放大西南的战场，到了桑植，在那里扎下了根。

当时，湘西匪情比较严重，父亲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走街串巷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清匪缉枪”、借粮支前。1951年，形势甫定、百废待兴时，父亲被调到桑植初中担任副校长兼教导主任，校长由马效云县长兼任。父亲以校为家，艰苦创业，很快使学校步入正轨，1958年还增办了高中，更名为桑植县第一中学。现在的桑植一中是“湖南省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这些年考取清华、北大的学生没有间断过。

父亲干了24年教育，带过的学生有3000多人，他对每个学生都倾注了极大的感情。当时，很多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冬天衣服单薄，父亲经常把衣物送给他们御寒。1978年，父亲的学生刘健考入西南政法学院，但因家庭贫困，上学路费都成问题，已经调离学校的父亲知道情况后，立即拿出7块钱给他做盘缠。父亲离世前，刘健还专程到医院看望，讲到父亲的资助依然唏嘘不已。

20世纪50年代，父亲和母亲结婚生子，考虑到母亲是革命遗孤，父亲主动提出来，孩子们都随母姓，把红色血脉传承下去。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剃阴阳头、批斗游街、下放劳动……人格的侮辱和身体的折磨，让父亲这个“文弱书生”不堪重负，一米七几的个子，体重不足百斤。当时，有的批斗对象不堪重压，选择了自杀，但父亲一直坚强地承受着。他总是说：“我相信党，相信组织，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外婆一如既往地相信父亲、鼓励父亲；母亲也顶着巨大压力，拒绝与父亲离婚，虽受牵连，依然默默陪伴，给了父亲莫大支持。

1988年，父亲离休，桑植一中举办了茶话会，他只让学校安排茶水，招待用的100斤花生、50斤瓜子是自己买的，晚餐也是父亲的几个老同学共同出资的。“不占公家一分一厘”，这是父亲守了一辈子的原则，也是我们家的一条家规。父亲律己极严，直至生命最后一刻。2018年，父亲、母亲先后去世，离世前父亲给我定下了规矩，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发讣告、不办仪式、不收礼金，我严格执行了，父母走得平平静静，我也清清爽爽。

“相信党、相信组织”，这个信念支撑着父辈们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即使身处极端环境、面对残酷打击，也默默坚守、矢志不渝。

“任何时候都要对得起党，

对得起先辈”

时间如白驹过隙，今年我已工作43年、从税40年、奔走三湘，马上就要退休了。回首往事，我不曾忘记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先辈们，不曾忘记为巩固红色政权艰苦创业的父辈们，他们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他们的基因默默地影响着我，予我力量、引我前行。

“任何时候都要对得起党，对得起我们的先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外婆在我下放农村的时候这样教导我，话虽朴实、但意蕴深长，我用一生在践行。我曾在贺龙家乡桑植山区收过税，在基层干过所长、股长，在省城爬过格子、干过后勤，在邵阳、永州当过副职，在永州、湘潭担任“一把手”，无论在基层一线还是领导岗位，无论在艰苦边远地区还是经济发达地区，我都不敢有任何懈怠，因为我身上传承着红色基因，流淌着革命血脉，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始终保持着一颗对党的忠心、对事业的恒心和做人的良心。

慎终如始、方得始终。临退休前，我有幸亲历了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担任了新组建机构的“一把手”，这是组织的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这一年多来，我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在国家税务总局党委和王军局长的坚强领导下，以忠诚谋事业、以公平求团结、以真诚促融合、以勤廉作表率，竭尽全力站好最后这班岗。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是继“利改税”“分税制”改革后，我经历的第三场改革。从财税到地税，从地税到税务；从翻山越岭，一元一角收缴零散税收，到挑灯夜战，一字一句撰写各类材料；从2008年探索绩效管理机制，营造“靠业绩说话、凭工作争优”的氛围，到2014年推行红色党建模式。这些年来，无论机构名称怎么变，发展环境怎么变，个人位置怎么变，但兴税报国的初心始终未曾动摇，实干强税的担当始终未曾减退。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湘潭市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