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麻省理工学院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和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雷默。三人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发展经济学，这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的一门学科，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转型发展和现代化等问题。他们以实验为基础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大大提高了人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贫困人口处于社会底层，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聚焦贫困问题，无论是从研究领域、研究方法还是受益人群来看，都比以往更接地气。

三位诺奖得主中，《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的作者之一迪弗洛，曾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是历史上第二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经济学家。她出生于1972年，也由此成为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她与此次共同获奖的班纳吉是夫妇，还曾是师生，迪弗洛的博士论文就是在班纳吉的指导下完成的。夫妇共同获奖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尚属首次，在整个诺奖历史上也很少见。夫妇合著的《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一书，提出了“贫困经济学”的概念。为破除穷者愈穷的“贫穷陷阱”，他们利用十多年的时间，到世界上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国家和地区，开展访谈，搜寻信息，进行实证研究。这本书的学术贡献，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消除偏见：

探寻贫穷深层根源

以往多将穷人作为愚昧、懒惰或缺乏上进心的代名词，虽然现实中也不乏这样的情形，但班纳吉、迪弗洛夫妇并不简单这样认为，正如迪弗洛指出的，“我们的方法是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并尽可能地用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他们”，以期找到“贫穷的深层、相互关联的根源”。比如，对穷人不爱学习这一问题，班纳吉解释称学习的投资回报周期长，穷人迫于经济压力，无法承受较长的收获期，而是追求立竿见影式的回报，因此，相比学习，他们更愿意通过电视、手机、游戏机等，获得短期享乐和减轻烦恼。

有意思的是，《贫穷的本质》一书指出“穷人与我们有相同的欲望和弱点”。细想一下，现在众多年轻人沉迷网络游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游戏设计者利用了短期刺激和即时反馈的做法，在这一点上穷富并无二致。再比如，为什么穷人倾向于生很多孩子？实际上，这并非穷人的本意，而是他们不知道到底哪个孩子将来有能力给父母养老，将问题直指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乏；为什么穷人不愿意为健康花钱？书中研究发现，穷人采取的是重治疗轻预防的做法，小病拖成大病、重病了才去医院；为什么穷人不想买保险？通常认为政府对灾难的救援、穷人对保险不够了解导致投保需求低，但书中研究表明，市场提供的险种只覆盖了灾难性的情况、保险产品缺乏可信度、支付保费与取得回报时间上的不一致等，才是导致穷人投保需求低的原因。该书中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而且此类情形在我们身边也不乏存在。

以小见大：

避免坠入“贫穷陷阱”

班纳吉、迪弗洛夫妇坚信“小的变化可以带来大的影响”，所以在其研究中多见对一些微观问题的观察和分析，可谓小切口做大文章。在对一个个具体问题进行剖析的基础上，他们在《贫穷的本质》书中分析了贫困的成因，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们认为，除了缺乏人力与智慧以及让国家腾飞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之外，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还有缺少信息来源、肩负生活的多种责任、服务穷人的市场消失或穷人在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政策制定出现失误、负面的自我期望和预言等。

以缺少信息来源为例，穷人不确定接种疫苗有哪些好处，再加上办事拖延的习惯，导致很多孩子失去这样的机会，进而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教育和就业。对此，《贫穷的本质》中提出，应努力增加信息发布、引导正确认知，并且信息必须具备发布方式简单而有吸引力、来源可靠等特点。再以服务穷人的市场发展不足为例，他们认为，穷人存款所得的利息是负利息，但贷款的利息却很高，对此，可以在政府支持下发展贷款灵活、利息不高的小额信贷。同时，通过电子转账系统和个人识别系统大幅削减银行成本。还比如，针对穷人重治疗轻预防的问题，书中认为，贫穷国家保健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让穷人尽可能容易地获得预防性保健，并且鉴于穷人对价格的高度敏感，政府应免费提供预防性服务或给予补助、奖励等，还要尽最大努力控制抗生素类药品销售和滥用。这些政策建议应用到现实生活中也取得了良好效果，为世界各国医疗保健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

随机实验：

拓展传统研究方法

无论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经济学传统上都是或演绎或归纳、以理论推理为主的，虽然也有实验，但主要是在课堂或实验室进行的。而在《贫穷的本质》一书中，班纳吉和迪弗洛则力主并采取随机田野实验的方法，以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微观行为为观察对象，选择被试组和对照组比较分析不同政策的效果，进而提出可行和优化的政策路径。这种新颖的研究方法，使经济学能够更加真切和深入地走进社会实践层面，对于以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为此，班纳吉和迪弗洛还专门创建了一个贫困行为实验室，以期推进社会实验基础上的扶贫政策制定。当然，辩证地看，这种科学实验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是根据某个国家或地区实验得出的结论，并非全都适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二是这些方法更多适用于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对于一些宏大的选题适用性不强。

过去40年，我国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在实践中，我们既注重吸收国际上一切有益的减贫成果，又结合实际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扶贫工作格局。可以说，我国脱贫攻坚的历史是一场制度和技术的改革史、创新史。以农村土地制度为例，我们在实行土地公有制、严控耕地和基本农田红线的同时，妥善处理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基础上，改革开放伊始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先后放开对农民承包地、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的流转，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在这方面，三位诺奖得主提出过相同观点，即针对市场发展的不足，应在政府支持下推进制度或技术创新。我国包括扶贫减贫在内的改革，实行的是先试点再逐步推广的方式。与三位诺奖得主提出的以实验验证政策的做法相比，我国试点由政府推动，样本数量更大、试点区域更具代表性，结论更有实际应用价值。我国脱贫攻坚取得的显著成就，为消除世界贫困提供了更多方案选择，也将进一步推动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创新。

（作者系国家税务总局人事司综合处二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