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终身特聘教授黄茂荣先生的《法学方法与现代税法》，从法理学的视角解读税法基本原则，将法学研究方法运用到税收法律体系的具体构建中，展示了税法原则和体系化思维对于推进税收法治的重要实践意义，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思辨性。

税收法律原则的法学内涵。从17世纪英国的威廉·配第到19世纪的凯恩斯时代，历经发展，目前国际上普遍认可的税收法律原则主要有：税收法律主义、税收公平主义、税收合作信赖主义、实质课税原则。各国各地区在这几项原则基础上，或变化调整，或排列重组。书中采用税法三原则说，即“税捐”法定原则、量能克税原则、稽征经济原则。黄茂荣解释了其中的法学含义。“税捐”法定原则，是由于“税捐”介入了人民的财产权甚至生存权等基本权利，因此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经人民认可，课税才具有合法性，这是税收的形式正义。量能克税原则，既是容许国家按人民负担税费之能力依法课征，也是禁止国家超出人民负担税费能力课征，这是税收的实质正义。稽征经济原则，则是在兼顾平等的同时，选择对人民权益损害最少的征收方式，降低征纳成本。

税收法律原则的实践作用。税收法律体系的建设既要保持稳定，又要克服法律本身的滞后性，需要“修修补补”。这种修补可以是法律修订、税制改革，也可以是税收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释等。不管是何种形式，都要遵循一条完整的法律逻辑线，这条法律逻辑线就是税法的基本原则。书中指出：“为确保这些原则能够落实到税捐法中，税捐体系应以之为构建原则”“法律体系的形成以概念为基础，以价值为导向，其间以归纳或具体化而得之类型或原则为其连结的纽带”，只有税法原则作为“根系”牢牢稳住，税收法律之“树”才能长得起来。

体系化的税收法律是推进税收法治的制度基础。书中提到，局部条文的变更可能影响全体，其他条文的解释因此受到影响或必须做配套修正，此即法律的“体系性”。拿税收优惠来说，某项专项税收优惠政策对另一部分人可能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如何更好地处理这类问题？本书写到，“兼有社会或经济的目的税的课征，除依法律外，还要符合合同法的规定”。可见，税收法律的体系化构建，意义不仅在于破解税收法律规定之间存在的不同，还要在税收法律与其他相关法律间求同存异，进而借力完善税收法律体系的内部建设。笔者认为，这种法律建设的体系化思维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不就税收论税收，不只就税法辨是非，在宏观视角下更科学、辩证、全面，从制度层面强化税收共治。

实现税收法律体系化的若干路径。黄茂荣在书中提出了税收法律体系化建设的一些思路，结合我们的立法情况和征管实践，这几条显得颇为重要。一是提高立法技术。在立法时充分考虑社会、经济、民生等多种因素，把握好粗、细和时度效的尺度，避免陷入僵化、死板。二是加强法律制度设计的韧性。书中说，“法律的施行要既能建立并维持法律持续，也能启动市场机能”。法律体系要保持动态开放，对于新形态新模式更兼容，促进部门法之间的兼容。三是把握好价值判断。价值取舍是进行逻辑判断的依据。书中以税法和民法关系为例，指出“税捐法”应尽可能不干预私法自治所赖以运转的市场；应尽可能尊重私法自治原则及契约自由原则；不妨碍民事法规范原则等。

笔者认为，税收法律制度的体系化正是坚持系统观念的体现，也是税务系统健全“六大体系”，提高“六大能力”的法治需求。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东城区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