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与重塑:税收博物馆的守正创新

2021年05月19日 版次:08        作者:本报记者 王洋

5月18日是第45个国际博物馆日。此前,国际博物馆协会公布了2021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The Future of Museums: Recover and Reimagine)。今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记者采访了中国财税博物馆、北京税务博物馆、山西税收博物馆和江西财经大学中国税收票证博物馆有关负责人,请他们谈谈在文博行业越来越被重视的今天,如何利用好博物馆这一重要平台,传承税史和税文化。

让参观者走进来

“今年的博物馆日主题是‘恢复与重塑’,这让我更认真地审视本就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如何让更多的参观者进得来,文物活起来,新文物有补充。我认为这‘二来一补’是博物馆当下应该做好的事。”山西税收博物馆馆长马彦林说。

据马彦林介绍,山西税收博物馆创建于2013年,坐落在山西省长治市,馆藏物品近4万件,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国家税务总局原局长金鑫同志题写馆名。

在节日或纪念日,会有机关、企业组织活动,预约参观。“这些日子里我还是很开心的,但和其他综合类博物馆每日的客流量相比,平日参观我们博物馆的人还是少。”马彦林说。

“五一”过后的一天,马彦林在博物馆大门前等待省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恰好看到一位十岁左右,穿着校服,脸上充满稚气的小学生一蹦一跳地经过。他叫住小学生问:小朋友,你知道这里有一个税收博物馆吗?孩子说知道。马彦林又问,那你想进来参观吗?但孩子说不想进去。

这件小事让马彦林想了很多,也更让他感受到,要使社会各界以及各个年龄层的人都知道税收博物馆,参观税收博物馆,看到和关注税收文化,还任重道远。

北京税务博物馆副馆长邹红姣认为,作为专门类博物馆,税收博物馆有其独特的目标,除传统历史类博物馆的职能外,还始终秉承传承税收历史、弘扬税收文化、普及税法知识的宗旨。邹红姣坦言,其实从建馆以来,博物馆一直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税收文化宣传窗口、税收普法教育基地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阵地,为此做出的努力也从未间断。“专门类博物馆要想调整完善功能定位,探索发展的新方向、新模式,不是一件易事,这是大家面临的共同挑战。”邹红姣说。

税务文博人的积极探索

虽然受众有限,客流也比不上大型综合博物馆,但税收博物馆人却一直在守正创新、积极探索。

依托中国税收票证博物馆,江西财经大学2018年起开设了《税票鉴赏》课,并于2019年在中国大学MOOC(慕课)平台成功上线,开课以来受到不少学生的欢迎。江西财经大学中国税票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二级调研员曾耀辉告诉记者,由于课堂开到了博物馆现场,同学们在课堂上都饶有兴致地交流着学到的税票和税文化知识。同时,学校通过博物馆平台向海内外相关收藏专家广泛征集税票与财税文化研究文章,并于2020年10月31日在展馆配套的教学研讨区召开了税票与财税文化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税票和财税专家学者共60余人参会,交流研讨42篇文章并在会后结集出版。国际集邮联合会印花委员会第一时间在其官网首页“SEMINARS”栏目发布了研讨会的详细报道。

为满足参观者需求,中国税收票证博物馆2020年10月建成了在线预约系统,学校讲解团团员在抖音和快手平台也开设账号,拓宽宣传渠道。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预约到博物馆参观的单位和个人都多了起来,参观者普遍感到通过观看红色税票展品,觉得红色税收文化更鲜活了。如革命根据地展区展出的一张1938年陕甘宁边区征收救国公粮收据,就带有浓浓的抗战氛围;1943年的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双联纳税证,让参观者了解了人民政权先进、合理的统一累进税建设历史;边区营业税票、货物税证等反映出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建立工商税收、加强货物查验维护边区税权的情况。同时,因为税票的印制大多采用石印版和木刻版,简单粗糙,且流通的时间和范围都受限,折射出当时革命战争环境的艰苦不易。

山西税收博物馆收藏文物中,有一件1939年冀南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成立后使用过的票箱。当时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保管票箱的人是一位八路军小战士,在一次反“扫荡”突围中,小战士不幸被日军枪弹击中牺牲,牺牲后双手仍然紧紧抓着票箱。马彦林说,如果不经讲解,参观者只会看到一只陈旧的木箱。因此,发掘文物背后的故事,利用多媒体手段展现出来,让人们通过文物了解历史、记住历史,发挥文物的影响力和教育作用,是文博人的使命。

建党100周年之际,北京税务博物馆通过革命根据地税收专题展区的一件件税收收据、布告,一幅幅革命时期老照片,拉近参观者与革命先辈们的情感距离。博物馆还承办了“百年税史润童心”主题系列活动,系统内单位及中小学校纷纷依托博物馆平台开展“博物馆里学党史”“传承红色基因”等活动。中央财经大学、首都经贸大学两所高校更与北京税务博物馆达成“红色1+1”共建意向。邹红姣说,这是博物馆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更是打造意识形态领域阵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社会力量更需要联合平台

“对同一博物馆,普通观众很少主动参观两次以上。如果没有新的文物展出,更不会吸引观众自发多次参观博物馆。”马彦林认为,博物馆可以收集保管新的文物,也可以利用巡展方式吸引关注。“我们馆有一件清代官契,长1.66米,是我国目前发现最长的官契,还附有上海吉尼斯纪录的认证书。官契的所有者说,这件物品虽然是他的,但他的保管条件不如博物馆,所以把它放到博物馆让大家欣赏。我觉得让文物所有者与博物馆合作,补充博物馆新文物,各取所需,也是增加参观者对博物馆关注的路径之一。”马彦林说。

作为致力于公共文化服务及社会教育的公益性机构,博物馆除了收藏功能,研究和宣传两大功能不可或缺。中国财税博物馆副研究员姜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几年国内文博事业发展得很红火,但我也在思考财税类博物馆发展上的不足,比如博物馆规模不一、管理方式不一、文物品种较为单一、馆藏文物整理工作水平不一致、文物背后的故事讲得不够透彻等,导致各地财税类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有大有小,未能形成合力,有的甚至‘待字深闺无人识’,深层次的财税文化展示也自然无从谈起。”姜涛说,各地财税类博物馆的藏品往往会有重复,同时一种票证被几家博物馆分别收藏。比如中国财税博物馆收藏的茶捐收单和中国税收票证博物馆收藏的茶捐捐照本来就是一组文物,组合在一起就可以把清末茶捐这个税种讲得很清楚,也方便研究。分开收藏无形中降低了这两件文物的展览效果。

在姜涛看来,成立财税类博物馆联合工作平台势在必行。“这方面工作已经有文博单位做了。2020年大运河沿线的32家博物馆在南京成立了‘大运河博物馆联盟’,并签署《大运河博物馆联盟协同发展协议》,以加强学术研究合作。”姜涛说,财税类博物馆在加强与传统媒体合作的同时,可以注册一个公众号或微博账号,统一发布各单位提供的展陈信息或者财税知识。还可以对各博物馆馆藏进行电子化普查,建立开放的可供分享的财税文物数据库,协商组织开展系列课题研究,全面开展财税文物研究工作。

“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是‘恢复与重塑’,财税类博物馆如何进行重塑,如何更好发展,传播财税文化,开拓新的境界,我想这是值得文博人共同思考的话题。”姜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