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税博物馆“党旗下百年财税印迹”展览中有一件长60厘米、宽45厘米的纸质展品，内容为1964年浙江省诸暨县西岩公社完成年度农业税任务折谷壹仟捌佰零陆斤。虽然这件展品看起来不太起眼，但它涉及的却是中国税收历史上一件大事。

农业税在中国起源很早，过去主要称为“田赋”。据《孟子·滕文公上》上记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明确指出了夏、商、周三代的税赋形式为贡、助、彻，三者的税率都为10%。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后，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广泛使用，农业生产力得到较大提高，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的初税亩、公元前408年秦国推行的初租禾，都对税收征收制度做了较大变革，农业税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进一步明确。秦代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按土地征税的赋税制度，超高的税率也让百姓困苦不堪。汉代的农业税——田租在征收上充分考虑了秦朝教训，实行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的低税率，让民力得到了休养的机会。唐代前期实行“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课税标准是田、户、身，基础是丁。中唐以后开始实行“两税法”，以资产为主要征税标准。但是无论征税对象和标准如何变化，田租依旧是国家税收的主要内容之一。明代张居正总结个别地方已经出现的赋税改革的经验，制定了“一条鞭法”，简化了赋税征收手续，将部分实物田租折成货币继续征收。清王朝为革除“一条鞭法”的弊端，推行了以摊丁入亩为主的税费改革，将人头税并入田赋征收，丁银成了田赋的一项附加，扩大了传统田租的外延。纵观我国古代农业税收制度的历次改革可以发现，我国古代农业税虽然名目繁多，但内容较为统一，且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体系。

国民政府初期，田赋征收制度和北洋政府时期差不多。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公布《划分国家收入与地方收入标准案》中，将田赋收入划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田赋征收制度由各省在中央制定的原则条款下自行制定。基本是一年分为两次（上忙、下忙）征收。税收负担各省都有差异，南方税负高于北方。

由于各省掌握田赋的征收权力，所以不断将自治、公安、保卫、卫生、教育、筑路、水利等所需均摊入田赋附加当中，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在1934年5月，国民政府在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决定整顿田赋征收制度，制定了八条原则，使得百姓的负担有所减轻。同时，又公布了《办理土地陈报纲要（草案）》，清查了逃避田赋的土地，使应税田亩有所增加。1940年国民政府对田赋推收进行整顿，使土地有所归属，扩大了田赋的税基，使田赋的负担趋于平衡。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支持前方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将田赋征收权收归中央，并实行征实——直接征收粮食。田赋征实将大量的粮食掌握在政府手中，增加了农民的赋税负担。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税成为国家财力的基石和推进工业化建设的重要财政来源，国家对于农业税法非常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颁布，采用地区差别比例税率，规定全国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最高不得超过25％。1983年，由于出现农林特产与粮食争地现象，为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国家设立农业特产税。1985年，中国粮食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国务院决定改变过去农业税实交粮食即“征实”的办法，改为折征代金，实现由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转变，完善了农业税。据统计，从1949年到2005年的57年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约4200亿元，为祖国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进入20世纪末，农民负担问题日益突出，农村税费改革也由此拉开大幕。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逐步改革税费制度。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2003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暂停征收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颁发《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宣布从2004年1月1日起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并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率或免征农业税。”

随着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从1950年到2004年，农业税在我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已经从40%下降到不足1%，农业税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机已经成熟。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据统计，与改革前的1999年同口径相比，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全国农村税费改革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多元，平均减负率达80%，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广大中国农民得到休养生息。

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国家和农民的传统分配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不仅扭转了长期以来农民负担过重的局面，而且迈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步伐。党的十八大以来，大笔资金、转移支付投向“三农”，脱贫攻坚战打响，农村保障性安居工程稳步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等制度日益完善，农民过上了“种田不缴税，上学不付费，看病不太贵，养老不犯愁”的生活。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5700多亿元；从2003年到2016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从1754.4亿元增加到17539亿元；种粮“四项补贴”，从2004年的146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1678.9亿元。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张微微泛黄的“农业税完税证明”，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初心的体现。

（作者单位：中国财税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