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激发了我对历史的兴趣。周末逛书店时，看到青年作家吕峥撰写的《晚清之变》，眼前一亮，旋即入手。

《晚清之变》分上下两册，上册“天崩地坼”，下册“物换星移”，共同描绘了清朝最后几十年的历史。作者以人物为主线，以时间为顺序，以历史事实和记述为佐证，再现了晚清政坛上各类人物的彷徨、挣扎、苦闷、奋争。

截取一段历史进行叙述和呈现的著作，有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还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等，叙述方法各有千秋。青年作家吕峥的安排，是在晚清这一大背景下，对人物形象和特点，尤其是人性进行生动而深刻的摹写。给人的感觉是，各色人等在晚清这个灰蒙蒙而又摇摇欲坠的舞台上粉墨登场，上台、表演、下台，每个人的角色、演技、结局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统统的灰头土脸，找不到感觉。

——看看光绪。四岁始继大统，十八岁亲政，精力充沛，面对民生凋敝、列强环伺的局面，摩拳擦掌，励精图治，下决心维新变法，终遭强大保守势力反扑，一国之君被“冷冻”，37岁“抑郁而死”。

——看看李鸿章。作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短长之人”（伊藤博文语），“一生书写了2600万字的他，却在中国这个动辄得咎的老大帝国，刷新了被人弹劾的纪录（800多次）”，两次代表战败的大清与日本以及列强谈判，虽据理力争，但最终换来的却是赔偿白银两亿两（马关条约）和四亿五千万两（辛丑条约），遂使中国气血尽失，自强成为更加遥远的梦。

——看看慈禧。作为大清的强权人物，听任日俄在自己的领土上厮杀，使作为“龙兴之地”的东北成为“异国”；不自量力地依托“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与英、日、俄、法等11国列强宣战，不得不自取其辱。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她只是死死地抓住权力，这似乎已成为她活下去的唯一意义”。

——看看袁世凯。一部晚清史，基本上就是袁世凯出生、成长、死亡的历史。袁世凯曾是拥护宪政的热血青年，同情革命党的晚清高官，痛恨帝国主义的公职人员，甚至因《间岛问题》一书，“袁世凯仰慕宋教仁（共和专家）已久”。李鸿章欣赏他、吴大澂欣赏他、慈禧喜欢他，“对思想开明的袁世凯，汪精卫一见倾心”。然而，“过渡时代的袁世凯，身处最原始的角斗场，面临最深沉的灾难，却要模仿出最现代化的政治结构”，最终走向他自己、也是全国人民，更是历史大势的反面——称帝。“就这样一个可以公开宣称司法独立的人，正义无反顾地往人治的道路上迈进。”

——看看端方和赵尔丰。作为“四川保路运动”中的铁路督办大臣和四川都督，两人几乎同时死于保路兵乱之中，“在那个庸官多如狗，贪官满街走的时代，为天朝陪葬的居然是一文一武、体制内两个最优秀的人才，不得不令人感慨”。作为学者型官员，端方死的时候包袱里只有一本《红楼梦》，身无余财；“作为一名铁血丹心的爱国将领，赵尔丰在奏折中建议朝廷仿照东三省设置‘西南三省总督’，以杜绝英人之觊觎”，以巩固他为之努力得来的川滇藏的相对安定局面。

——看看谢冰心的父亲谢葆璋。“若非谢葆璋（定远舰二副）水性好、反应快，在爆炸瞬间果断跳进海里逃生，现代文学史上便少了一位女作家”。作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九的北洋水师，经过中日甲午海战，彻底湮灭。这一战，也就成了谢葆璋一生挥之不去的惨痛记忆。

唯一可以找到一点感觉的是谭嗣同。参加“戊戌变法”失败的谭嗣同，面对菜市口刑场上围观的人山人海，喊出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临终之言。但与此同时，在长沙，却有一位少妇“抚摸着夫君的照片，淋漓襟袖啼红泪”，她就是谭嗣同琴瑟和鸣、恩爱有加的唯一的妻子李闰。

读晚清历史，让我们明白“江南多少前朝事，说与人间不忍听”“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等诗句的况味；也让我们懂得改良、革命、自强、复兴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更让我们体会到，作为历史中的人物，舞台是多么的重要。

这一套《晚清之变》，作为中国历史的参考读物，值得一阅。

（作者系中国税务报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