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初年，清王朝开始在张家口设关征税。《大清会典》记载，清初张家口关税定额1万两，雍正时期增至2万两。嘉庆四年（1799年），张家口关税收入在朝廷直管的29处收税关口中居第13位，对清政府财政贡献很大。

2022冬奥会刚刚落幕，冬残奥会火炬再度点燃，冬奥之城张家口再度吸引了世人的目光。这座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国北方名城，不仅有丰富的冰雪资源，还有着深厚的商贸文化历史积淀，它的税收往事同样丰富多彩。

从泥河湾到张家口堡

历史上，张家口处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地带，张家口的故事，要从“一道湾”说起，这道湾就是泥河湾。发现于张家口泥河湾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址，将张家口的历史前推到旧石器时代。

从大约3000年前建立代国开始，张家口行政设置变化频繁，行政归属几经改易。秦汉时期，在张家口设上谷郡、代郡。南北朝时期这里属魏、北齐，唐宋元各代都在张家口设有行政管理机构，明朝迁都北京后，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起在北疆地区修长城，筑城堡，宣德四年（1429年）始建张家口堡。《万全县志》记载：“宣德四年，始筑堡城，为与蒙古通商互市之要镇。”由此，张家口市区的历史原点划定。

明朝隆庆五年（1571年），张家口的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在内阁大臣张居正、张四维等的筹划下，明朝与蒙古达成协议，即隆庆和议。隆庆和议的核心是互市，从此，蒙汉结束了自明初以来长达200余年的战争局面，代之而起的是和平共处，并在长城沿线开设马市。当时确定的马市有11处，张家口是其中之一，也是宣府镇唯一的一处马市。

据《万历武功录》记载，隆庆和议签署当年的6月13日，张家口马市首次开市。对于首次马市，明朝非常重视，为了使首次马市交易顺利，明朝官方早早就进行准备，筹措银两，到外地采购布匹、铁锅、粮食、茶叶等蒙古部落需要的生活用品，运到张家口，以便与蒙古进行贸易，同时鼓励商贾带着货物到张家口参加马市贸易。马市开市后，明朝派官员到市场巡查，并派500名军兵驻到市场，蒙古部落也派300名军士驻长城之外，双方共同维护马市秩序。首次马市历时14天，双方成交马匹1993匹，马价15277两白银。其中军马1176匹，商人购买472匹，说明马市是官商并举，军民并重。

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张家口逐渐成为宣府、大同、山西三镇中最大的马市。到万历初年，张家口的马市已经成为长城沿线最大的马市。

“如果鸟瞰公元1578年时中国的万里长城，你可以看到这一年有4万匹马穿过张家口的城门向南进入中国，同时还可以看到银两、谷物、布匹以及铁质容器以相反方向向北流入草原。”（美国作家艾梅霞《茶叶之路》）从此，“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张家口开始由军事城堡向商城转变，商业贸易逐步兴盛。

清代中期起，一条贯穿亚欧大陆的万里茶道在悄无声息中崛起。而万里茶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张库大道，这条声名赫赫的国际商路，从张家口出发，穿草原、过丘陵、越沙漠，顽强绵延到蒙古草原腹地库伦（今乌兰巴托）。这条大道汉唐时已见雏形，明时大放异彩，至清臻于鼎盛。驼铃声声中，张家口由沉寂走向了繁荣。

大境门下的繁荣

大境门是张家口的标志性景观，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冬奥火炬从大境门穿越来远桥、“大好河山”题刻、明德口街等标志性地点，在张家口市传递，表达着中国和这座城市对世界的诚挚邀请。而历史上，大境门也敞开城门，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商旅，来往商旅带着丰富的商品，通过大境门走进张家口，带来了这座北方城市的商贸繁荣。

大境门是万里长城上唯一以“门”命名的关隘，“门”比“关”本来就多出几许开放的意味，张家口也是个开放的城市。

明代张家口边贸互市的发展，使这里成为汉蒙交易的中转中心。清代，张库大道进入鼎盛时期，张家口交通畅达，从这里向北可以到达多伦、库伦，向东南可至宣化府，再沿居庸关大道到达北京，向西可至绥远，向西南可到大同。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俄商可以经张家口进入北京，大批外贸商品在张家口中转，张家口市场一片兴旺。

作为张库大道的起点，张家口贸易的集散地就在大境门。清代的大境门外商业区，鳞次栉比排列着长长的店铺，日常生活所需的肉类、面粉、燃料等多集中于此，这些店铺大多是晋商和北京商人开设的，俄罗斯商人的住宅和茶叶堆栈也集中在这里。清末，“张库通商日繁一日，每年进出口约合口平银12000万两”。

在张家口从事商品贸易的主要是山西商人，他们把茶叶、烟草、绸布、杂货等商品从张家口输出，再从国外输入毛皮、牲畜、药材等。清代前期，晋商采买的茶叶主要产自武夷山区，采购、制造后，经张家口转运到恰克图，或是华商贩运到张家口，再转往恰克图。鸦片战争前，张家口已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陆路商埠。

持续繁荣的国际贸易，带动张家口地区商号不断发展壮大。鼎盛时期的张家口堡，票号、商号超过1600家，最高年贸易额1.5亿两白银。大境门骆驼市场年交易骆驼7万头，跨国贸易的繁荣可见一斑。据记载，清初，张家口只有10余家收购牲畜、贩运皮毛的商号对接蒙古，雍正时增至90家，1820年达到230余家。很多商家都是总号在张家口，分号在库伦、恰克图、科布多或巴里坤，其专业化、国际化程度不亚于全球任何商业都会。

随着贸易的发展，货币流通量大增，带来各种钱庄、票号、账局的兴盛。1892年来到张家口的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曾记述当时张家口下堡除了商铺还有许多钱庄。许多山西人把自己的资本从内地转移到张家口，使这里钱庄的数量大大增加，钱庄的资本达到几十万两。据记载，张家口最早的一家“银行”叫“祥发永”，是乾隆元年（1736年）由山西汾阳县商人王庭荣出资4万两开设的。目前张家口还有“祥发永”的旧址，几百年历史云烟，当年的银行票号旧址上如今居住着普通人家，其建筑风格还保留着山西民居的特色。

张家口关的税收往事

张家口贸易的繁荣，给朝廷开辟了广阔的财源。顺治初年，清王朝开始在张家口设关征税。《大清会典》记载，清初张家口关税定额1万两，雍正时期增至2万两。随着中俄贸易不断升温，关税定额水涨船高。嘉庆四年（1799年），张家口关税正额、盈余合计60561两，在朝廷直管的29处收税关口中居第13位，对清政府财政贡献很大。

关税中的正额银，指各税关每年必须征收的税银，盈余银指各关征收税款超过正额的部分。清政府规定，正额银要全部按期解交户部，盈余银的一部分由皇帝赏给察哈尔都统、居庸关大使等，还有一部分用于官员日常开支，其余的大部分都上交内务府，由皇帝支配。

顺治三年（1646年），清朝户部在张家口设立钦差户部分司，全面负责张家口边口的税务征稽。钦差户部分司衙门的官员称为监督，原则上由满族人担任，监督每任一年。据记载，从顺治三年（1646年）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的近190年间，清政府派到张家口的钦差户部分司监督近200人，平均每人任期不到一年。监督由朝廷在各部现任官员中直接挑选派出，户部垂直管理，不受张家口堡地方行政约束。监督在张家口任职期间不带家眷，不参与地方政治，不搞迎来送往，不和地方官员发生横向联系，他们工作和生活在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空间。

张家口税关位于来远堡的南门外，“凡在张家口买卖城（即来远堡）出入的货物都由税关里的官吏检查课税，货主的税款也在这里结清。”据俄国人波兹德涅耶夫记载，“税吏们办事相当迅速，例如1892年12月9日上午我观察了一个征收牲口税的税吏，发现他在5分钟的时间里点收并登记了21个商贩的税款，事情之所以办得如此迅速，是因为每个商贩都预先知道自己应缴纳多少税银，因此他们能够把钱准备好，使官吏们不至受到耽搁。同时官吏们也使纳税者养成了自己先把税款计算好的习惯。”为了便利那些不熟悉税率的人，税务司还特地挂出告示牌，标明各种货物应付的税款。

张家口税关的主体税收是出口环节的茶税、布税、铁器税和进口环节的牲畜税、皮毛税、盐税等。以茶税为例，清乾隆、嘉庆、道光年间，中俄、汉蒙间茶叶贸易繁盛，张库大道上的驼队常常首尾难望，驼铃声数里可闻。运茶的骆驼“以千数，一驼负四箱，运至恰克图”，清政府从中获得大量税收。

出于外交或其他方面的特殊考虑，清政府会对特殊商品免征关税。如康熙十三年（1674年）正月至九月，清政府就规定，京师需要用驼马，商人贩卖驼马，进入张家口、杀虎口一律免征税收。此外，粮食等特殊商品或是民间日用之物及零星物品都可以免税。

张家口税关的各个关口还树牌刊刻纳税条例，内容清晰明确，一目了然，一方面使得商人纳税有了可遵循的依据，另一方面明晰的条款也能防止官员勒索商人，保护了商人的利益，为商业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