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文熹，男，1935年6月出生，1949年6月在江西省玉山县参军，同年随解放军进入贵州，曾为四级税务局局长当过警卫员。1952年到贵州遵义地区税务局从事税收工作，1995年6月离休。获得“从事税务工作三十年以上荣誉证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我叫韦文熹，是国家税务总局遵义市税务局一名离休干部。1949年6月，我在江西省玉山县参军，担任该县工商局局长警卫员，并于当年随同解放西南的解放军进入贵州。

在贵州，我先后担任桐梓县税务局、遵义地区税务局、贵州省税务局、西南地区税务管理局四级税务局局长的警卫员。1952年，我到西南人民革命大学贵阳分校第五期税收专业培训班学习，同年10月到遵义地区税务局从事税收工作。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税务人，我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税收工作中，看到了税务人不畏艰难的开拓精神，见证了他们在艰苦环境中坚守为民初心、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以及坚定进取的决心。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感到由衷的骄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段时间，有三件事令我终生难忘。

收税途中与土匪枪战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的局势还不稳定，国民党部分残余势力隐匿于此，与当地土匪或反动势力勾结，破坏西南地区的桥梁、公路，毁坏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破坏当地经济发展环境。当时，刚刚成立的政府一边要清剿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一边要发展经济，在这种形势下，征收税款的难度不言而喻。那时税务人员随身保管税款，很容易成为土匪的袭击目标。

为了保证税款安全，税务局部分人员可以配枪。我因为先后担任过桐梓县税务局、遵义地区税务局、贵州省税务局、西南地区税务管理局四个级次税务局长的警卫员，负责保护局长安全，就有配枪的权利。

当时收税经常遭遇土匪袭击，面临生命危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与时任桐梓县税务局局长刘瑞光途经娄山关时，遭遇土匪袭击。我们与土匪激烈交火。在交战中，我靠着一棵树向土匪射击，突然耳边轰的一声响，只觉耳朵火辣辣的。一颗子弹从我耳旁擦过，击断了紧挨着的树枝，差点儿打进我的脑袋。但是我们没有退缩，最终击退土匪，保护了国家税款安全。由此可见，当时税收工作环境多么艰险。即便如此，我们依旧坚守岗位，克服重重困难，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保护领导到北京参加全国税务会议

1951年，第三届全国税务会议在北京召开。我被抽调担任贵州省税务局局长、西南地区税务管理局局长的警卫员，保护局长到北京参加会议。作为警卫人员，我看到了这次会议的诸多细节。新中国成立初期税务人员艰苦朴素的作风、敢于开拓的勇气，让我肃然起敬。

当年3月，接到召开全国税务会议的通知后，我作为警卫人员，和贵州省税务局局长一起坐汽车先到重庆，再与西南地区税务管理局局长一起从重庆出发，沿江而下到武汉，从武汉坐火车前往北京。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形势还比较严峻。为了确保安全，各省参加会议的税务局局长都带有警卫员。为了保护两位局长安全到达北京，税务总局专门给我开具了持枪证明，当时我携带1把配枪、55发子弹。到达北京后，局长们参加会议，我们警卫员负责会场警戒、安保、巡逻，保卫会场及参会人员的安全。这些警卫员中，我年纪最小。其他警卫员有的是抗战时期的“老八路”，有的是担任过班长、排长的老战士，但他们都不识字，我是唯一上过小学四年级、能够识字的。

这次会议的时间比较长，当时的税务总局首任局长李予昂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苏联的税务专家也参加了会议并作报告。苏联专家是用俄语作的报告，他每讲一段话，就由专门的翻译人员进行翻译。

会议期间，没有专门的食堂供这么多人就餐，有关方面就用办公桌拼凑成饭桌。没有凳子，大家全都站着吃，按先后顺序一桌一桌凑，领导和警卫员不分彼此一同就餐，领导们边吃边谈工作。当时李予昂局长也是这样就餐，和我们警卫员同桌，很是平易近人。这充分展示了，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税务工作者，从领导到普通干部，都是讲政治、顾大局、讲规矩、守纪律的。为了税收事业，税务人都怀揣为民的公心，保持革命时期艰苦朴素的作风、勤俭节约的美德、勤奋工作的传统。这些优良品质一代代传承至今，是税务人的自豪。

这次会议总结了1950年税务工作的基本经验，提出了1951年税务工作的基本方针，即：加强研究经济情况，掌握税源；贯彻政策法令，力求简化稽征手续；加强组织领导，整训干部；完成税收任务。会议还研究讨论了临时商业税、摊贩业税、交易税的税法草案和合作社的纳税问题，明确了各级税务机关的组织领导和干部待遇问题。

当年5月，贵州省税务局召开贵州税务工作会议，传达全国税务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贵州省税务工作。全省各地区税务局局长、县税务局局长全部到贵阳参加会议，桐梓县税务局局长刘瑞光也参加了会议。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信息发达，总局的文件需通过纸质形式发放到各地。由于贵州距北京遥远，文件到达时间就晚，所以直到5月才开会。

那时参会人员都带着笔记本做笔记，很认真。我见过刘局长记的笔记，非常工整、清晰，总局的精神、省局的安排，清清楚楚。我记得上面写着省局的要求有：必须完全保证总局安排工作落实到位，把执行临时商业税、摊贩业税、交易税的税法草案和合作社的纳税情况、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实践总结的经验及建议及时反馈给总局。

深夜用密电向总局报税情

1952年10月，我不再担任警卫员，而是到了税收一线，在遵义地区税务局负责税务会计工作。

当时总局规定，贵阳和遵义两地的税收情况，每天晚上10点前必须密电直报总局。那时候没有网络，我们都是手工统计，做好报表后，到邮局利用总局下发的电报密码，以电报形式报给总局。如有错误，总局在1个小时内会通知重报。我负责这块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总局仅要求我重报过一次。为此，遵义地区税务局获得了西南地区税务管理局的通报表扬。

事实上，在做报表前，我们要把当天收的税款用大麻袋装起来，冒着风险扛到近两公里外的银行去对账、存款，双方用算盘一笔笔核对。这样的工作方式持续了多年，后来才改为由银行收款，双方进行对账，结束了我们扛着税款去对账、存款的历史。此后，我辗转多个部门后又回到遵义地区税务局工作，直到1995年离休。

70多年来，我始终跟党走，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勤奋刻苦地干好税收工作；始终遵守纪律规矩，秉承为民服务初心，保持清正廉洁，用实际行动诠释税务人尤其是新中国第一代税务人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优秀品质。

如今，税收工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愿新时代的税务人继续秉初心、担使命、弘传统，发扬好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高质量做好税收工作。

（国家税务总局离退休干部局、贵州省税务局老干部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