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全长3000余里的京杭大运河南北贯通，商贾络绎，征收过往船只、商品的关税，成为王朝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钞关作为京杭大运河上的税收关署，既是京杭大运河畅通的产物，也是商税制度在明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钞关始设于明宣德四年（1429年），首批开征钞关税的7个钞关，均在大运河沿线，从北到南依次为漷县、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和上新河。

明朝廷对钞关税极为重视，规定“倚势隐匿不报者，物尽没官，仍罪之”，由于征管得力，钞关税成为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景泰元年（1450年）朝廷增设金沙洲、九江、苏州、杭州4个钞关，嘉靖四年（1525年）设正阳关于安徽凤阳府，全国钞关从原先的7处增加至12处，并从大运河沿线逐渐推广至湖广、江西、安徽等多地。

明朝初设时，钞关仅对过往船只征收船钞税，以船上所载货物量来确定税款。为便于计征，以船梁的广狭计量开征，船梁在五尺到三丈六尺之间实行等级税率，类似于对过往船只征收过路费。随后在大运河沿线的临清、杭州两个钞关，除征收船钞税外，又对过往船只所载货物征收货税，钞关所征税款均为朝廷直属。据《大明会典》记载，在钞关收税之初，过往船只缴纳钞关税时，需分别缴本色钞与折色银，前者归于内府，以备皇帝赏赐臣属之用；后者归于太仓，用于边防军需，均属专款专用。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钞关税一度停征，但数月之后便复征，并从原先的计量征收改为按全年43.99万两的定额征收。定额征收使得钞关税失去了收入弹性，到崇祯二年（1629年）战事紧急时，朝廷被迫在钞关税正税之外开征附加，此例一开便不可收拾，附加税率从开始的10%攀升至50%以上，到崇祯末年，钞关税背上了“百姓不足，君独拥多”的恶税骂名。

清康熙二年（1663年），清廷将全国钞关精简为大运河沿线的仪征、瓜州、淮安、济宁和天津5处，严禁征收附加。为防止钞关官员加征勒索，康熙废止对超额征收钞关税官员的奖励制度，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甚至对超额征收2万多两税款的浒墅关监督桑额进行了处罚。但乾隆继位后，钞关数量激增，不仅水路要津增设钞关，陆路要地亦增设钞关，征收货物通过税，并将原先钞关所征船税与货物通过税，统称为关税。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朝被迫开放5个通商口岸，中国首次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海关，被称为“新关”；原先钞关则称为“旧关”“老关”“常关”，相应的钞关税也改称为“常关税”，以与“海关税”相区别。

在1842年新海关设立之前，常关所征之税，大体分为衣物税、食物税、用物税和杂货税四大项，舟船通行之地兼征船税；另有常关还兼征房税、牲畜税、车驮税、契税等。新海关设立后，在列强要求之下，常关所征之税限于车船所载之货物。

到晚清之际，随着铁路与海运的兴起，漕运走向衰落。民国之后，随着现代工业发展和陆路运输的发展，大运河沟通南北经济的枢纽作用逐渐弱化。到1931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全面取消内地关卡。大运河上见证了中国五百年关税之变的钞关，从此繁华远去，只余古老的歌谣在风中传唱：“嫩黄柳色水边含，清浦人家聚一湾。十里长堤平似掌，暖风斜日到淮关……”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栖霞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