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B1版）

疫情发生后，美国实施的结构性财税政策，同时面向个人、企业及公共支出。主要的政策工具包括：直接发放现金补贴、税收减免、增加失业金和福利津贴等。随着疫情演进与经济社会形势变化，美国财政刺激政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财政救助范围不断扩大。

以需求端为主的税收政策

美国疫情早期财税政策救助的最主要对象是居民个人，从带薪休假到资金补助，都致力于纾困与需求端刺激，此外美国十分关注小企业，并借助于保持工作岗位解决居民持续收入问题。

直接发钱。2020年3月，特朗普签署了《家庭首次新冠病毒应急法案》，该法案旨在通过提供带薪病假、税收抵免和免费新冠病毒测试，扩大食品援助和失业救济，以及增加医疗补助资金，减轻疫情给美国工薪阶层带来的经济损失，涉及金额1040亿美元，主要内容包括：将新冠病毒测试纳入医疗保险范畴；将失业保险扩大10亿美元，并且放宽了资格要求；为雇员提供带薪病假，薪资标准最高每天511美元，带薪家庭假的薪资标准按父母通常薪水的1/3支付。

随后，特朗普签署通过《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以下简称“CARES法案”），涉及2.2万亿美元。根据CARES法案，政府直接发放给每个个人1200美元和每个子女500美元的现金。如果调整后可支配收入超过7.5万美元的个人或是联合申报超过15万美元的夫妇，得到的现金会随着收入超出部分每增加100美元而减少5美元。对于从退休401k计划预支的款项以及雇主提供的学生贷款等，政府也给予了一定优惠。此外，还调整了慈善捐赠扣除，提升了个人慈善捐赠额上限。

保在岗收入。2020年3月，美国政府签署了“薪资保护计划”（PPP），旨在为500人以下的小型企业发放员工薪资提供贷款支持，从4月起发放了两批共6690亿美元的贷款。接着，美国政府又在2020年6月5日签署了《薪资保护计划灵活性法案》（PPPFA），把使用PPP贷款资金的期限从8周延长至24周。根据规定，申请的贷款中75%必须用于支付员工薪资成本，最高贷款额度为1000万美元。不少符合标准的企业得到了帮助，员工的工资也得到了保障。

保岗位供应。一是员工留任税收抵免。2020年度有经营活动的企业，如满足以下任何一条即可享受抵免：由于政府下达与疫情相关的关停指令而部分或全部暂停运营，或企业季度营业额与上年同比至少下降50%。抵免金额为企业发生的2020年3月13日—12月31日符合条件工资的一半，但企业可享受的最高抵免额度为每位员工5000美元。这项税收抵免可直接从个税季报中扣减，不足扣减部分可申请现金返还。二是带薪假的税收抵免。员工人数小于500名的企业为受疫情影响而不能上班的员工支付工资。这项税收抵免可直接从个税季报中扣减，不足扣减部分可申请现金返还。三是雇主部分的社保费延迟缴纳。企业可延迟缴纳在2020年3月27日—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中由雇主承担的（6.2%）社保费部分，其中50%可在2021年12月31日前缴纳，剩下部分可在2022年12月31日前缴纳。四是净营业亏损向以前年度结转。在CARES法案下，企业可将2018年、2019年和2020年纳税年度产生的净营业亏损向以前5年结转，并且不受80%扣除限制。五是提高商业利息费用扣除的额度。CARES法案提高了2019年和2020年商业利息费用扣除的额度，从调整后应纳税所得的30%提高到50%，并且允许企业用2019年调整后应税所得计算2020年50%的扣除额度。六是允许对合格改善性资产加速折旧。允许企业按15年折旧摊销并且可以选择当期一次性费用化扣除，有效期追溯至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七是延迟个人、公司、合伙企业等的纳税申报截止时间。

美国刺激消费成效及启示

在经济衰退、失业增加的背景下，美国通过带薪休假、失业救济、消费补助、减税支持乃至派发现金等方式，托底居民收入与个人消费。2021年1月零售销售环比增加5.3%，同比增长7.4%，创2011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国扩张性财政政策迅速推动个人可支配收入超过疫情前水平，进而拉动个人消费走出深度衰退，对于美国经济反弹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2021年底，美国商品零售指数已增长到125.6，3年平均增长7.9%。

PPP对稳定就业率作出了卓越贡献。穆迪的一项研究比较了PPP覆盖率和失业率变化的相关性：政府发放更多PPP贷款可以有效地保护地方上遭受的失业冲击。但PPP 和PPPFA在维持就业的同时，其局限性和弊端也渐渐展现端倪。有些小微企业雇主为了满足贷款赦免条件而勉强保持雇佣人数，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PPP人为地拉高了就业人数，保障了居民收入，却无法真实地提高供给。

美国2021年消费物价指数（CPI）延续2020年回升走势，年中超过5%提示已出现显著通胀，年底达到7%。2022年3月美国CPI季节调整后同比增速为8.6％，大幅高于2月的7.9％，连续7个月上涨，创近41年新高。

美国的通胀确与疫情有关，然而仅有疫情冲击不足以导致美国目前近乎失控的高通胀，过度宏观刺激政策，以及全球经济供给侧收缩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公众舆论与政治生态开始转向“逆全球化”，国际分工与自由贸易体系受到冲击，使得全球供给初步承压。2018年中美贸易战，导致全球商品供给趋紧预期不断发酵。今年俄乌冲突等因素，引发了国际粮食、能源供应担忧，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此外，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为应对疫情，已经实施了2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面对严重通胀，美国不得不“踩刹车”紧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