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忠，男，1934年1月出生，1951年3月参加税收工作，1955年6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10月退休，退休时任西双版纳州税务局副局长。

我叫刘大忠，是一名1951年就参加新中国税收工作的老税干。弹指一挥间，我已耄耋之年。曾经的我，青春勃发斗志昂扬，与共和国税收事业一起成长。如今的我，欣慰地看着后辈们接过旗帜，看着生龙活虎的后生们为税收事业忙碌的身影，我不由得想起了曾经的峥嵘岁月……

税收是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

1949年7月，我在云南省思普地区的景东小学毕业。家境贫困，无力供我上中学。幸亏我考了第二名的成绩，作为免费生进了中学。

1950年4月，家乡解放了。在中学读书的日子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让年少的我立下志向，学成后跟着共产党走。

1951年3月底，普洱专区税务局局长刘谦来到景东，要求学校选派2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参加税收工作，我被列为候选人之一。当时由于对新中国的税收工作不了解，和旧社会的苛捐杂税联系到了一起，我不愿意去。校领导一天动员了我3次，记忆里最打动我的一句话就是：干税收工作是党的需要。既然是党的需要，我无条件服从。

在家人的嘱咐声中，我告别家乡，开始了税收工作生涯。出发那天，天刚蒙蒙亮，我举着火把背着背包，来到刘谦局长的驻地报到，刘局长已经牵着马等着了，一行人出发前往普洱。

山路漫漫，一行人迎着朝阳前行，顶着烈日迈进。在叮当叮当的马帮铃声中，200多公里路一直走了9天，到达普洱专区税务局。在这9天中，刘局长给我讲清楚了新中国的税收和过去苛捐杂税的本质区别，那就是：共产党的税收是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此后，税收成为我一生钟爱而愿意付出一切的事业。那一年，我17岁。

国家税款一分一毫不能少

参加税收工作后，我先后到云南的普洱、墨江、景东等地税务局、税务所工作。

1954年3月，税务系统抽调人才支援西双版纳，我被分配到勐海县勐遮税务所任税收专管员。当时的边疆地区还不太稳定，税务人员都背着行李扛着枪，到各村各寨游动式开展公粮征收和收税工作。从宽阔的勐遮坝子到高高的星火山，我们渴了喝山泉，饿了啃干粮，村村寨寨都留下我们的足迹。

那时边疆的税收工作不总像诗歌一样浪漫，而是随时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有一次，临沧的几名居民运来5驮英国制香皂盒及筒式旅行牙刷到勐遮贩卖，我和税务所的同志一共3人去收税。那些佤族居民不了解税收政策，得到消息后带着货物赶快转移了。

我们在一处田坝边追上了他们，看我们势单力薄，他们立即围成一圈，每人都紧握着70多厘米的长刀，刀刃闪着幽幽的寒光，现场死一般沉寂，只能听到彼此沉重急促的呼吸声。我们没有退缩，一名同志在30米外端起枪戒备，我和另一名同志上前宣传税收政策。经过耐心讲解和说服，他们同意按照规定缴纳税款。

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当时我们什么都没考虑，唯一想到的就是国家的税款一分一毫都不能从手边滑过。那一年，我23岁。

甘做革命工作的一块砖

除了财税部门，我还先后到十多个单位和企业工作过。无论干什么工作，我始终坚持服从安排，做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977年，党组织调任我为普文糖厂书记、厂长。当时的普文糖厂在云南省52个中型糖厂中排名倒数第二。到任后，我推行岗位责任制，做好后勤保障，重点改善职工的衣食住行，调动了全厂干部职工的工作热情。1983年，普文糖厂在全省中型糖厂中排名第二。西双版纳州委专门到厂里开了现场表彰会，我还被光荣地选为出席全省先代会的个人代表。那一年，我49岁。

1985年，我被调到景洪县税务局任局长，又回到了心爱的税收工作岗位。1987年10月，云南省税务局党组任命我为西双版纳州税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1988年7月，省局决定，让我负责主持西双版纳州税务局党组及行政工作。我当即表态：虽然我快到退休年龄，但我会竭尽所能，站好最后一班岗。

主持西双版纳州税务局工作后，我从整风肃纪入手，改变工作作风，把党组会搬到景洪、勐海、勐腊三个县基层局召开，现场解决问题，妥善解决机构人员编制、局长、股所长领导岗位变动等问题，还抽调业务骨干充实到州局。通过工作调动，让优秀的企业会计加入税务队伍，提升全州税务人员的素质。同时，对干部从严管理，开除或处分几名违纪干部，全州税务干部队伍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变。

“税务系统在各行各业中表现最好，效率高，行风正。”当时的西双版纳州委书记和州长在州委廉政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上，对税务系统作出了表扬。

1992年10月，我退休了，但我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税务队伍的发展。看着朝气蓬勃的税务铁军，见证着祖国日益强大、百姓安居乐业，我又想起刚参加税收工作时，刘谦局长说过的那句话：“共产党的税收是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

（国家税务总局离退休干部局、云南省税务局老干部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