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前期，经过几代人励精图治，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全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杜甫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忆昔》），被公认为吟咏开元盛世的名篇。由于社会安定、物资丰富充足，唐王朝开放包容，使唐朝的商业非常发达。杜甫这首诗中还有“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描绘了当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到处是贸易往来的商贾车辆，络绎不绝，男耕女桑，各安其业。

以唐都长安为例，当时有上百万人口。长安城分为坊、市，坊为住宅区，市为商业区。市每边长约1000米，内有宽达30米的街道，商店就开设在街两旁。每天中午打鼓三百下表示开市，这时店铺才能开门做买卖。太阳快下山时敲钲三百下，商铺必须关门。即使商业经营时间受限，两市的买卖仍然很兴隆。

市分东市、西市，东市是长安城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中心地区，工商业十分发达。据《长安志》记载，“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聚集”。西市是长安城重要的国际经济活动中心，又被称为“金市”。西市距离唐长安丝绸之路的起点——开远门较近，周围坊里居住有不少外商，从而使这里成为国际性的贸易市场。西市有不少胡人开设的酒肆，深受文人喜爱，李白就曾在此流连忘返：“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

除了长安，扬州、洛阳等都是当时的国际大都市，各国商旅云集。即使一些小城市，也是商旅车舟，半通天下。杜甫在回忆与李白、高适同游宋中（归德）时，写道：“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遣怀》）

陆路上，商旅川流不息，“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新唐书·食货志一》）水路上，商船往来，满载着各地的货物，“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杜甫《夔州歌》）

商业的发达，以至于在唐诗中形成了一个类别——商妇闺怨诗，如李白的《长干行》《巴女词》《江夏行》，李益的《江南曲》，白居易著名的《琵琶行》就描写了一位商人的妻子，“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唐朝商业的繁荣，还和唐朝商税低有直接关系。按理说，商业的发展为商税提供了丰富税源，但唐朝自立国至开元之前，未见有商税的记载。而且，从唐诗中也可见一斑。“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姚合《庄居野行》）“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卖翁。”（张籍《贾客乐》）

但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开元盛世一去不复返，商业也受到沉重打击。商业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统一的大市场。但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军阀为了敛财，开始向过境的商人征税，“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数税之”，导致的后果就是“自是商旅无利，多失业也”（《通典》卷十一）。各节度使私设商税，甚至劫掠商人，如淮西节度使“设防戍以税商贾，又纵兵士剽劫，行人殆绝”（《旧唐书·穆宁传》），严重阻碍了商业的发展。上面我们说过杜甫写过“蜀麻吴盐自古通”，这时情况完全不一样了，“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西南失大将，商旅自星奔。”（杜甫《客居》）军阀混战，商旅四散奔逃，货物无法流通，人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同时，中央政府也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为筹措军费，开始对商人征税。“肃宗即位，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蜀汉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谓之率贷。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钱一千者有税”（《新唐书·食货志一》）。大历四年（769年），唐代宗“遣御史税商钱”（《新唐书·代宗纪》）。建中元年（780年），两税法颁布实施，其中规定：“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新唐书·杨炎传》），即行商按照三十分之一于所在州县纳税。但到了建中二年，“以军兴，增商税为什一”（《资治通鉴》卷226）。仅过了一年，商税就从三十分之一增加到十分之一。

从此，诗人眼中的繁华景象不见，商业再度繁荣，要等到百年后的宋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