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出炉的中国经济半年报展现出积极变化，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2.5%，第二季度同比增长0.4%。但是，我们同时看到，消费方面，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7%，餐饮收入及限下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仍未转正。投资方面，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6.1%，其中，民间投资同比增长3.5%，国有控股投资同比增长9.2%，投资增速主要靠政府投资拉动。

笔者认为，为更好地促进消费、扩大投资，应进一步创新税收政策工具，采取精准灵活的调控手段。

以优先促进消费和扩大投资为政策目标

近年来，税收优惠政策作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减税规模逐步扩大、优惠方式不断出新，既有减税免税，又有退税缓税，形成了一套制度性、结构性、阶段性、组合式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据统计，2016年—2021年，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逾8.6万亿元，市场主体的税费负担明显减轻，宏观税负水平由2012年的18.7%降至2021年的15.2%，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措施有效稳定了市场预期，增强了发展信心，对冲了经济下行压力。

但也要看到，当前一些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仍十分困难。下半年应进一步落实落细支持市场主体政策。消费和投资构成内需的两面，如果内需不足，生产无销路，产品缺市场，企业就难以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因此，下一步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以优先促进消费和扩大投资为目标，助力有效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经济循环。

围绕政策目标创新税收政策工具

政策目标取向不同，政策工具运用各异。笔者认为，当前，应把促进消费和扩大投资，畅通经济循环作为政策工具创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如按照个人消费或企业投资的实效，确定其政策红利的享受程度，即个人消费或企业投资的力度越大、效果越好，就享受越多的政策红利。同时，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充分考虑政策工具创新的可能性和有效性，防范政策管理风险。

综合多税种手段，鼓励全民增加消费。近年来，增值税税率下调、个人所得税改革、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等政策工具的运用，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消费。2020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54.3%，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如2020年美国为81.73%、德国为73.13%、加拿大为79.81%、日本为74.48%。据此笔者认为，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相应的税收政策工具应进一步创新。从收入角度看，促进消费应充分调动各层级消费的积极性，尤其对作为消费增长主力的中高收入群体，不妨创新个人所得税在内的多税种政策工具，充分释放其消费潜能。在这方面，一些国家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办法，如韩国将个人消费金额按一定折扣比例抵减其个人所得税，刺激了消费的增长。

建立税收激励机制，促进企业开拓市场。促进消费除了在需求端发力调动个人消费积极性外，在供给端也要大力推动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企业努力开拓消费市场，提升营销能力，改善消费体验，促进消费增长。通过供需两端同向发力，形成促进消费增长的强大动能。为提高税收激励企业不断开拓消费市场的有效性，可考虑建立同企业销售业绩直接挂钩的税收减免激励机制，有效发挥税收引导企业促进消费、增长业绩的能动性。

进一步完善优惠政策，支持企业扩大生产性投资。投资虽不是最终需求，却是满足最终需求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实现稳经济，在增加政府有效投资的同时，应大力促进民间投资增长，优化投资结构，尤其加大对先进制造业和企业研发的投入。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后，企业购进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对促进企业增加投资起到了积极作用；企业所得税实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有效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不断创新高，投入强度也在逐年增强，尤其企业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2020年，企业R&D经费占全国R&D经费的比重达76.6%，对全国增长的贡献达77.9%。笔者认为，未来应在继续实施现有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政策工具，对企业投资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先进技术、研发项目等所需的机器设备，实行增值税加计抵扣，以进一步减轻企业投资负担，加快资金周转，提升投资回报率，增强企业扩大生产性投资的积极性。

（作者系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一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