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玄武湖梁洲，湖水环绕，绿树成荫。优美风景之中，一片白墙黛瓦的建筑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明后湖黄册库遗址展馆。

明后湖黄册库是明代的国家档案馆，其中存放的黄册是政府征收赋税的依据，可谓当时的“税收大数据库”。那么，明代的“税收大数据库”什么样？在暑期博物馆参观旺季，很多人来到黄册库遗址展馆，一睹600多年前国家档案馆的原貌，还有不少学生结伴参与了公园方举办的研学活动，沉浸式体验明代“税收大数据库”的魅力。

明朝户籍和土地黄册库的建立

所谓黄册，就是政府用于统计户籍和土地信息的登记册。政府依据黄册上的数据，对人口和田地征收赋税，在计算机还没问世的年代，黄册就是政府的“税收大数据库”。

田赋与徭役是中国封建社会百姓应尽的两大义务，政府征收田赋、征发徭役，必须准确掌握全国的土地与人口情况，所以田地与户籍信息始终是历代王朝“税收大数据”中的两大核心要素。

明朝建立之初，大臣叶伯巨就指出，“有户口而后田野辟，田野辟而后赋税增”。于是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年）下发了“户帖谕”，要求对全国人口和家庭财产进行全面统计，内容包括每户人口、年龄、不动产、田地数量等基本信息。洪武十四年（1381年），户帖统计出了全国的人口数据，但这还只是“初级版”黄册，因为它只解决了按人口安排徭役的问题，要管理田赋征收，还需要统计全国的田地信息。有关田地的统计信息，因其“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也被形象地称为“鱼鳞册”。鱼鳞册记录每块田地的形状、位置、肥瘠、买卖分割、租赁等信息，旁边附注档案编号和与田地有关的桥梁、山川、河流等。

与统计人口信息相比，田地信息的统计难度呈指数级上升。田地没有官方统一的测量标准，以致有大小亩之分；此外田地形状不规整，计算面积很困难。即使统计技术问题解决了，田地亩产量的差别还是让征收田赋很难统一标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地方州府在绘制图册时引入“税亩”这个概念，即把能产粮1石的田地面积确定为1税亩，这样，税亩就成为与税收征管相匹配的税收数据单位。

从洪武三年下达“户帖谕”到洪武二十年鱼鳞册基本绘制完成，朱元璋用了整整17年时间，将户籍信息（户帖）与田地信息（鱼鳞册）这两个大数据包，成功加载到了大明“税收大数据库”（黄册）上，最终将徭役与田赋的有效管理权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

“后湖界石”与黄册安全管理

明后湖黄册库遗址展馆的“镇馆之宝”，是一块于明弘治三年（1490年）设立的后湖界石，界石重200多公斤，上面是双钩线刻“后湖界石”四字，字体为赵孟頫体。这块界石经历也颇为传奇，明亡后，这块界石先被当地人用作水沟搭板而得以幸存数百年，直至20世纪70年代，搭板松动，维修时才被发现，几经辗转被正式移交给玄武湖公园。

这块界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黄册库的安全密切相关。

洪武十四年编制黄册时，朱元璋对黄册的存放方式作了规定，详细登记每户纳税信息的登记册一式4份，只有呈交户部的正册封面要用黄色封裱，故称黄册。

该规定颁发后，地方按照甲、里、县、府的层级，逐级汇总黄册内容，最后由布政司将辖区内所有正册打包装车，运往京城金陵，首次运抵京城的黄册就有53393册。大量黄册需要妥善存放，朱元璋的目光落在了太平门外后湖（今玄武湖）之上，“后湖之广，周遭四十里，中突数洲，断岸千尺……此诚天造而地设者也”。纸质的黄册作为最核心的税收数据资料，要防火防潮、防盗防篡改，后湖梁州成为不二之选。

选定黄册库地址后，朱元璋下令将湖边的城墙加高加厚，将紫金山与后湖隔绝开来，又向北修建城墙，在黄册库所在地周边设立界墙、界石，界内一律不许百姓进入，“后湖界石”就是用来隔绝外人的。

黄册库的内部设置也颇为讲究，数万册黄册，按照州、府分层分格，分门别类码放在四面敞开式的架阁上，架阁上方置一斜盖板全覆盖，以防屋顶漏水淋湿黄册。这一切在明后湖黄册库遗址展馆中，均得到很大程度的复原再现。

为了做好对黄册的日常管理，明朝规定，黄册要每10年进行一次数据更新，称之为“十年大造”，洪武十四年首期黄册规模为5万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大造后便翻一番，达到10万册以上，此后200多年不断更新。从洪武十四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入库的黄册总量接近200万册之巨，后湖的黄册库也从最初的36间扩展到787间，摆放阁架3086个，规模之巨令人称奇。

到明末，黄册库管理渐渐松懈。清军围攻南京时，守城军队将黄册库中的黄册搬出来垒补城墙缺口，甚至将黄册撕成单页用来制作火炮引信。即便如此，在清军入城后，还曾数次将黄册库中海量的黄册当作废纸出售，将收入作为军饷。黄册数量之巨，由此可以想象。在经历战火劫难后，原先黄册库中的黄册早已不复存世。

站在600多年前的黄册库遗址之上，置身于复原的黄册库场景之中，此时有阳光穿户而入，这一缕阳光是否曾照晒过当年摆放在这里的黄册，而轻风是否也曾将它轻轻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