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电视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频登热搜，引发观众讨论。这部剧改编自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银河奖得主马伯庸的作品《显微镜下的大明》中《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这一章节，讲述了算学天才帅家默从县衙税簿中意外发现，该县承担了周围七县此前百年的人丁丝绢税，由此开启从县衙到府衙乃至更高行政单位拨乱反正的曲折故事。

相较于史实，这部电视剧从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等方面大胆创作，通过制造悬念、强化冲突、适时反转等手段，增强了其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

这正契合了马伯庸所说，发生在万历年间的徽州丝绢案，“过程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整个事件“里面的钩心斗角，里面的人心百态，当时官场和民间的各种潜规则，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篇篇生动细腻的故事。这种史学意义上的‘起死人，肉白骨’，已具备了文学上的美感。”

人们常说，现实远比小说精彩。徽州丝绢案的很多情节相当复杂，编剧是编不出来的。这和姿态、才华无关。比如，算学天才帅家默到架阁库查证田亩误差原因时，鬼使神差、误打误撞发现歙县百姓糊里糊涂、可怜巴巴地当了两百多年冤大头，而本该由歙县、婺源、休宁、祁门、绩溪、黟县一体分担的“人丁丝绢”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全额移接到歙县名下，已然是千古谜题。或许，这是某个户房胥吏的无心疏失；或许，这是某个利益集团的蓄意报复；或许，这是某些官员的职场恶作剧……这也恰恰揭示了明朝财税制度、财税管理体制积重难返的弊端：叠床架屋、枝蔓横生、征解失序。

徽州丝绢案折射出的赋税问题、政治生态问题、社会生态问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具有普遍性，为我们研究王朝兴衰规律提供了一个恰切的样本。这一点，一再申明不是专业学者、方式不那么“学术”的马伯庸看得很准很深刻，那就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和“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虽然正确，但视角实在太高，“高到没什么人情味”，而通过考察某一个切片、某一个维度，以小见大，才能判定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只有见到这些最基层的政治生态，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才能明白历史大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

“地方杂税和临时税不断增加，附加成本随之提高，效率直线下降，整个体制逐渐变得臃肿无比，同时造就了大片舞弊空间。大部分税额，就在这些烦琐、细碎的流转环节中，被各级操盘手们吸走。老百姓交的钱越来越多，朝廷收入却不见增加，大部分都在中间环节被消耗了。长此以往，地方民怨沸腾，政府束手无策，最后的结果，就是调控失灵，天下大乱。”马伯庸用流畅、轻松的文字还原了沉重、惨痛的历史，这话也说到了根儿上。

因为作过类似研究并出版过《说明：钱眼儿里的皇朝》等阶段性成果，我对马伯庸的这些观点高度赞赏。在我看来，税收是王朝兴衰、更替的重要变量，赋税变革和王朝兴衰具有时间、方向、深度和广度上的密切相关性和高度一致性。忽视或无视这种相关性和一致性，就税论税或就政论政，都不太可能得出笃实雄辩的结论。只有以宏阔的、全景式的、彼此勾稽的视野，审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历史和文化传承、政治和社会生态变迁、统治者性格和偏好等复杂因素与赋役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理，透过历史看税收，透过税收看历史，我们才能看清历史、看懂历史。

让人欣喜的是，近年研究明朝的学者及其成果很多。窃以为，大家之所以不约而同拿明朝说事儿，是因为明朝有事儿可说。单从赋役的视角切入，大明王朝的历史也能显得脉络清晰、层次分明。

在我看来，明朝好比一个西瓜，俯瞰下来，是整个瓜体，带秧带叶；纵向切几刀，是政治、军事、财政税收、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横向再切，是某个地域或某个场景。横纵交叉，是历史坐标中的某个点，细微、鲜活、立体。放到显微镜下，官场生态、乡绅地位、百姓生活历历在目，各阶层的生活肌理、利益冲突、道德纠缠尽收眼底。

这，正是税眼看历史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