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板正的正史，我更喜欢阅读气氛相对轻松的历史随笔。它们大都是鲜活的、灵动的，是旧时的月亮，在时间的那头轻轻地晕染开一花一草，流淌在岁月长河里。今人和古人，就这样在一轮明月下，不期而遇。

我手中的这本《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是翻译家杨苡先生唯一的口述自传，由余斌撰写。今年年初，杨先生驾鹤西去，此时的阅读，是缅怀，亦是回望，回望百年的栉风沐雨，回望风雨之中的变幻人生。

对于杨苡先生的了解，此前仅限于她的译作《呼啸山庄》。她以深厚的文学和语言功底，使得这部著作跨越了语言的障碍与束缚，重现了荒原上的疾风，充满了文学的魅力。只是她本人对于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似乎不甚看重。简而言之，比之于传奇与成就，她更关心她的生活，她的“日子”。在她的人生信条里，没有时代弄潮儿的角色，取而代之的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人。这是她讲述的底色，也是难能可贵的地方。

从历史的角度说，真正的参与者总是少数，多数人只能充当见证者的角色。百年中国有过战乱频仍，有过动荡不定，个体的生活也裹挟其中。杨苡先生讲述的，都是她记忆中的事实。虽然与宏大叙事相比，个体的琐碎叙事常常因其所见者的“小”而被边缘化。但事实上，所谓见证历史，如果历史不是抽象的，当真有温度，那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应该是无数个体命运的汇集和交响。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罗新去年出版了历史著作《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以一个宫女漫长而跌宕起伏的一生去看她身处其中的时代。这样的构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杨苡先生的口述初衷不谋而合：都是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人。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

正如余斌所言：以我之见，对杨先生而言，口述实录的一大好处，恰在于它方便容纳看似旁逸斜出的零零碎碎。如此细致地讲述给我们听，那么真切，那么坦诚，那么事无巨细，这也正是此书的可贵之处。

她倾吐心中那丝丝缕缕的情愫，写和大李先生（李尧林）的交往。只是就连这欲说还休的点滴思念，也是属于老派中国人的发乎情止乎礼，纵然相思未尽，最多也只是在前面淡淡地加上一笔：老来多健忘。像一首掐头断尾的曲子词：只见庭前千岁月，长在长存。不见堂上百年人，尽总化微尘。

她回忆童年时代的点点滴滴，从朝夕相见的亲眷到面目模糊的族人，都是她小小一方天地的目之所至。尽管她的讲述里没有专门的篇章去描摹民国时期传统大家庭的兴衰起伏，可就是这淡淡挥洒的几笔，就足以勾勒出整个家族更迭的侧影。

她提及西南联大，从天津乘船去往大后方，短短几段讲述，却道出《围城》里方鸿渐几人去三闾大学一路上的情致，寥寥几句，嬉笑怒骂间，情感跃然纸上。这是战乱年代里的一寸山河一寸血。但是她坚信，流亡，就是为了不做亡国奴。那样的心情，没有切身的经历是体会不了的。

她的一言一语、一字一句，似明人小品，信手拈来，却又是一枝一叶总关情。

杨苡先生的身上有很多标签：五四运动的同龄人、西南联大进步学子以及翻译名家。而她念念不忘的，却始终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境遇。这些人里面有她的同窗、师长、朋友、恋人，有北洋时代政商两界的云谲波诡，有中西女校时期的飞扬恣肆，也有民族危亡之际学校西迁路上的《松花江上》。用倾听抵抗遗忘，以细节通向历史的真实，家族旧事、山河故人，一个世纪的人与事在叙述中缓缓打开。他们不再是文化史上泛黄的标签，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泰斗。他们走下了神坛，有血有肉，可亲可感。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要活得硬朗，要过得敞亮，正是凭着这般清醒自持的洞察和达观，杨先生才得以渡过时代的风浪，走向生命的彼岸。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黄山市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