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闭幕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小说月报》英文版首次亮相，吸引了不少读者。

百花文艺出版社，始建于1958年，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文艺出版社之一，也是单一出版机构拥有文学期刊最多的出版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百花出版的书刊多次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等国家重大奖项。成绩的取得离不开该社多年来深耕文艺沃土所作的努力，而打造精品力作的根本还是要落在人上。

百花的总编辑汪惠仁是著名作家，早年求学南开，1996年加入百花，历经校对、发行、编辑等所有出版岗位，主持的图书、期刊汇聚四方名家。高质量发展是他在文艺出版这方天地深耕细作始终如一的追求。

百花肩负着服务社会的使命

汪惠仁出生在安徽潜山。潜山人杰地灵，不仅出过张恨水、余英时这样的文化名人，而且因为离天柱山很近，拥有不少文化遗迹。

高考时，汪惠仁选择了南开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时，他还被当作学术“苗子”保了研。7年的南开校园生活，让汪惠仁从心里爱上了天津这座城市。毕业后，他选择进入仰慕已久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工作。

在百花，汪惠仁的职业生涯是从校对、发行和印刷开始的。1997年，他才正式成为《散文》杂志的一名编辑。当时的他，白天阅读和修改稿件，下班后便与自己的恩师贾宝泉先生在位于海河边的办公楼里讨论稿件和文艺问题。在工作中，汪惠仁结交了好几位知心师友。自此，他更明白了前辈们那句著名的口头禅——为读者办刊。

从编辑干起，历经副主任、主任，到成长为《散文》的执行主编，当时汪惠仁才30多岁，他深切感受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成为百花的总编辑之后，这份责任感更为强烈。今年3月，汪惠仁又开启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履职新征程，作为出版界的“老兵”、委员履职的“新手”，他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十分珍惜发声机会，关心的议题也始终与全民阅读、文艺创作、出版生态相关。

“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有益于公民素养的提升，最大的价值在于推动整个社会读书氛围的形成。”汪惠仁认为，读书型社会培育思考型社会，思考型社会培育创造型社会。换言之，全民阅读这件事关乎文化强国战略，关乎文化自信。

多年来，百花始终秉持文艺图书、文艺期刊的精品生产理念，自建社以来，陆续出版了茅盾、郭沫若、冰心、叶圣陶、巴金、老舍、孙犁、梁思成、季羡林、冯骥才等文学文化名家的代表作，形成以散文、小说为重点，覆盖建筑、收藏、传记、曲艺、音乐等多个领域的出版格局，成为中国文学出版的“重镇”。

在推动全民阅读工作不断走深走实的过程中，百花同样肩负着服务社会的使命。在汪惠仁看来，百花在内容生产方面具有自身优势，不仅积累了比较丰厚的经典性阅读资源，而且《小说月报》《散文》等文学期刊影响力也比较大，这意味着百花在活力性阅读上同样有独到的资源优势。

“文学期刊的好处就是让文艺出版不脱离文学现场，其呈现的作品和作者都是最新的，和读者的交流也是崭新的，因此培育了一批活力性读者，这是全民阅读很重要的方面。阅读行为不断发展，我们的文艺出版也要同步跟上。”汪惠仁说。

好作品要扎根人民

“凡百花文学期刊，不会在办刊的大思路上动摇，随波逐流是没有资格办好连续出版物的，我们相信保持定力、不断深耕，就会潜力无穷。”谈到百花文学期刊成功的秘诀，“定力”成为汪惠仁反复强调的热词。

《散文》是中国第一家专门刊发散文作品的纯文学刊物，多年来发行量一直居全国同类刊物之冠。以忠实记录当代文学发展轨迹而享誉文坛的《小说月报》，发行量也长期雄居全国文学刊物之首。这两本刊物均屡获中国期刊奖、中国出版政府奖。

除文学期刊外，以“读者之选”为指标的百花文学奖，一直伴随甚至引导着中国文学潮流。百花奖创办于1984年，以遴选当代文学佳作为使命，始终坚持以读者投票为最大权重，每两年一届，已成为读者和作家心目中颇具公信力与影响力的全国性文学大奖。30多年来，该奖项推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作品，王蒙、张贤亮、蒋子龙、冯骥才、刘心武、梁晓声、莫言、贾平凹、刘震云、毕飞宇、迟子建、池莉等众多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家，都有作品获得过百花文学奖。

百花文学奖无疑见证了新时期、新时代中国文学的成长。汪惠仁说，百花文学奖之所以影响力巨大，主要在于它的评选方式，读者投票是其最大特色，权重也最大。“文学的意义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好的作家和作品一定是扎根人民、面向读者的作品，这也是百花文学奖多年来始终深耕的方向。”

近些年来，为了给优秀作家作品提供更优质的服务，百花在全国同行里率先成立了影视文学部，为优质文学资源全版权开发提供平台。另外，百花还与北京语言大学合作推出“中国作家公开课”，面向百个国家与地区的留学生，追求优质作家作品影响力的真实输出，通过“百花的方式”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这个过程中，百花持续呼应着中国当代文学的脉动，并为之注入勃勃生机与不竭力量。

为“高峰”之作提供文化土壤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如何推进新时代文艺出版高质量发展，是我近年来一直探索与思考的重要课题。”汪惠仁说。

在他看来，文艺出版的本质，就是将文艺创作者的“文本”转化为有交流价值的“社会性作品”。他表示，高质量的文艺出版是一个充满创造性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仅是所谓的对稿件的编辑修改，案头工作也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优秀的文艺出版从业者还需要具备对作品的综合价值判断力、对作品在图书形态之外的衍生价值的发现力。

汪惠仁说：“我在出版行业有20多年的从业经历，现在又是全国政协委员，还是民进会员，这样多重的身份给了我一个多重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发展。”

今天，文艺出版在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文化强国目标方面担负着新的使命。“在新的时代，文艺创作与文艺出版都面临着由‘高原’到‘高峰’的艰辛攀登与跃进，而文艺出版的多元化与活跃性，有效地承载了时代精神与生活的丰富性，描绘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汪惠仁认为，在坚持正确出版导向的前提下，切实尊重文艺出版机构的经营主体地位，切实尊重个性化美学追求，才能呵护为“高峰”之作诞生提供充满创造性的文化环境。

谈及此，汪惠仁特别提到税务部门。他说，文艺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各种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国家为繁荣文化事业，对出版行业制定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如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减按70%计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在帮助百花和他们所服务的作家应享尽享这些优惠政策方面，百花所在的天津市和平区税务局提供了很大助力。

“税务部门成立服务团队，围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上门为我们进行政策辅导，还给我们的职工讲解个税APP操作，帮助我们完成个税汇算，我作为出版社的总编辑同时分管财务工作，对税务部门给予的支持有切身感受，这也给了我们更强的发展信心。”汪惠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