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运城盐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做好保护利用工作，让盐湖独特的人文历史资源和生态资源一代代传承下去，逐步恢复其生态功能，更好保护其历史文化价值。

山西运城，是一座因盐而生、因盐而兴、因盐得名的城市。盐，是这座城市的基因和密码。有着4600年开采历史的运城盐湖，留下了上古中华先民的采盐、生活痕迹，这里的盐业在秦汉后成为重要的财税之源。从运城盐湖出发，既能探索华夏文明的发展脉络，又能通过盐税故事了解历代财税制度变迁。

1 “盬”字和《南风歌》中的盐湖文化密码

运城盐湖，古称河东盐池，总面积约132平方公里，是天然盐湖。运城的建城和发展与盐池的生产、运销、管理息息相关，它可谓是一座负载悠久盐文化历史的“盐运专城”。

“地效灵，天挺秀，爰有育宝之区；前创始，后增修，斯有凤城之建。运治非盐池不立，盐池非运治莫统也。”《河东盐法备览·运治》中的这段话，道出了运城与盐池密不可分的关系。

春秋时期，运城被称为“盐氏”，汉时设司盐都，名曰“司盐城”。到元代，元太宗因运城盐湖惠泽天下而赐名“圣惠镇”。元末，始建城郭名为“凤凰城”，后来又因“盐运之城”而最终更名为运城。

可以说，没有盐湖就没有运城，运城深深地烙上了盐湖文化的印记。而盐湖文化是河东文化、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文字专家、考古学家苏秉琦曾说，运城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

盐湖文化与华夏文明的紧密关联，从“盬”这个字就可见一斑。

“盬”音同“古”，汉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盬的解释为：“河东盐池也。袤五十一里，广七里，周百十六里。”也就是说盬作为地名，专指河东盐池。而运城盐池出产的盐，被称为“盬盐”，其他盐池所产的盐都不能被冠上“盬”这个特定称谓。

有关运城盐湖开发最早的历史记录是在尧舜禹时代。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是围绕运城盐湖建都，为华夏先民寻找最好的生存环境。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相传舜帝曾多次到盐湖观看采盐，写下了这首《南风歌》。《南风歌》表达了上古时期先民在盐池产盐时节，对南风既赞美又祈盼的感情。

上古时期，河东盐池产盐全部依靠自然的力量。每年夏季，从中条山吹来的南风穿过山谷，吹散了晒卤水时产生的水蒸气，使阳光能更有效地照射卤水。卤水持续蒸发，加快了盐晶体的析出。南风和持续的高温暴晒，是河东盐池自然成盐的两个必备条件。

先民已经注意到南风对盐池生产的重要作用，谓之为“盐南风”。《南风歌》表达了古人对河东盐池平稳生产的美好祈求，也显示了上古时期先民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2 运城盐湖与国家财政

《左传·成公六年》提到了运城盐湖，当时的晋国人对运城盐湖的价值评价极高，国都迁移也希望选择靠近盐湖的地方：“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国利君乐，不可失也。”

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发挥运城盐湖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因势利导，推行“轻关、易运、通商、宽税”的政策，鼓励商业发展，当时晋国出现了一批富商。《国语》中记载，晋国商人“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盐业带动商业，商业促进了赋税增加，进而支撑军事发展，帮助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戎生编钟是西周中晚期或春秋早期的文物，由晋国贵族戎生制作，被誉为“国之重器”。戎生编钟早年流失海外，1998年被保利集团从香港购回。编钟一组八件，每件钟上均铸有铭文，从大至小连读，共计154字，记载了晋国派遣大批车队运输食盐前往繁汤换取铜料的史实。这说明当时盐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成为国家间贸易的“硬通货”。

赵、韩、魏三家分晋之后，魏国在安邑建都，离盐湖很近，盐湖所产的盐成为魏国经济的重要来源。

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86年），魏献安邑，秦国夺取了运城盐池，开始大量生产池盐，并置有盐官，实行食盐专营，开征盐税。秦国在盐池派遣盐夫捞采食盐，政府就场征税。据《通典·卷四》记载：“秦卖盐铁贵，故下民受其困也。”秦朝对百姓既收田租，又征口赋，而官府更夺盐铁之利。但是，食盐专营为秦国强大提供了经济支持，此后秦国逐渐强大起来，最终统一六国。

秦朝之后，盐政对于国力的影响愈发显著。汉武帝时平定北方边境的战争，消耗了大量国库资金。于是，汉武帝“笼天下盐铁之利”，以资战争所需。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运城盐池全部收为国家所有，朝廷实行盐业专卖政策，把盐池外5公里范围的土地划为禁区，不允许有人居住。

唐朝，被大文学家柳宗元称之为“晋之大宝”的运城盐池，越来越为统治者所重视。在运城市池盐博物馆，从一张唐代河东池盐行销图可以看到，当时河东池盐销往22个州府。柳宗元在《晋问》中记录道，当时运城盐池产盐行销的区域，“西出秦陇，南过樊邓，北极燕代，东逾周宋”，遍及今河北、河南、陕西、甘肃、湖北等地。

《新唐书·食货志四》中记载，刘晏改革之初，每年盐税收入就达到40万缗，至唐大历末年（779年），全国赋税收入1200万缗，其中盐税收入超过一半，运城盐池每年税收高达150万缗，约占全国盐税收入的1/4，占全国总税收的1/8。《唐会要》称：“大历末，通天下之财而计其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过半。”当时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都仰给于盐税，盐税已成为国家财政的一个重要支柱。运城盐池分东池和西池，东池归河中府的安邑管理，西池归河中府的解州管理，两盐池所得盐利最多，元和年间（806年—820年），“两池盐利，岁收百五十余万缗”。

运城盐业的发达带来了生产技术的创新。早期产盐主要靠自然条件，“天日晒盐，自然结晶，集工捞采”。到唐朝，运城的食盐生产形成了“垦畦浇晒法”，又叫“五步产盐法”，大大提高了产盐的速度和质量，是运城池盐生产技术的一大进步，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有约1300年的历史。

唐代实行食盐官卖的“榷盐法”，其实就是提高官营盐价，增加政府收入。宋代实行钞引法（也称盐钞法），官方向盐商售卖食盐的销售资格，盐商凭购买的盐钞领盐运销。宋代之后，元、明、清各代继续实行钞引法，并加以改进，名称不一，实质内容基本相似。钞引法成为中国古代盐政史上的重要税收政策，多朝实行，影响颇深，意义重大。

3 范祥的解盐盐法改革

范祥，字晋公，北宋邠州三水（今陕西旬邑）人。范祥通晓财利，精于盐法，他对运城盐湖盐业生产销售制度的改革，减轻了百姓负担，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宋初以来，陕西是全国榷盐制实行得最严格的地区，而国家规定行销于陕西的河东解盐，是官府征用徭役进行生产的，相比“民产官收”的榷盐体制，其运销要严格得多。在宋代，盐利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0%，而解州盐池盐产量占全国盐产量的40%。解盐的生产销售在北宋的财政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范祥改革陕西盐法以前，陕西食盐运销的经营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政府垄断食盐产销全过程的禁榷制，一种是政府控制盐的生产、商人经营运销的入中制。禁榷制下，官营的盐业常常管理混乱、经营亏损，且食盐运销采用征发徭役的方式，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入中制下，商人需要往边地运送粮草及军用物资，政府付给盐引作为报酬。但会有奸商与官吏勾结，使得官盐以低价大量流入市场，政府收入减少，同时也损害了运销商人的利益。

这时，担任提举陕西坑冶铸钱使的范祥向朝廷上书说：“两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边计者，公私侵渔之害也。倘一变法，岁可省度支缗钱数十百万。”当时正是庆历新政期间，范祥得到韩琦等人的支持，于庆历四年（1044年）二月奉命与陕西转运使程戡共同主持盐政改革。不久，新政失败，程戡又与范祥的主张不一致，改革遂被搁置。

直到庆历八年（1048年），范祥被任命为制置解盐使，他的改革计划才又得以实施。

范祥根据自己从事财政工作与边防军需工作的经验，提出废除入中制与禁榷制，实行盐钞制。具体做法是：废除商人用运送物资换取盐引之法，停止征用运送官盐的徭役，改令商人在支付现钱购买盐引，商人凭盐引领盐自由运销。同时开放食盐市场，军需物资也改为以现钱采购雇运。这种经营办法受到商人和百姓的欢迎，又可使国家每年节省大量运输费用。

时任三司户部副使的包拯非常支持盐钞制，向宋仁宗奏称，盐钞制实施后“久而终成大利”。他会同陕西路转运使魏瓘等人，帮助范祥制定新法细则，使盐钞制得到进一步完善。盐钞制施行后，官销的盐利收入比改制前每年增加几十万缗。

解池盐法改革成功后，各方皆得利益，盐工和解州民众在解州东门口立碑，以示纪念。盐钞制实行一段时间后，包拯还对范祥的改革表示赞赏：“祥通陕西盐法，行之十年，岁减榷货务使缗钱数百万，其劳可录。”

范祥改革的盐法推行10年后仍然很有效，“后人不敢易，稍加损益，人辄不便”。沈括的《梦溪笔谈》对范祥的改革也有记载：“行之数十年，至今为利。”

运城盐池和其盐业发展，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清晰的文化印记，与其相关的盐税历史，更是与历朝历代的财税制度息息相关。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运城市盐湖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