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李六如故居开展仪式在湖南省平江县加义镇泊头村举行。故居设立“首任税务局长——李六如与人民税收起源”专题陈列展览，在“伟大实践”“革旧鼎新”“勇于开拓”“廉洁从税”“贡献巨大”“赓续血脉”6个展区，通过文物史料、照片雕塑、艺术装置、融合多媒体等艺术表现形式，重现中央苏区时期李六如等税务先辈为支援革命战争、促进苏区经济发展作出的伟大贡献。

李六如，湖南省平江县人，1887年出生，1921年经毛泽东和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首任税务局长，兼任国家银行副行长、代理行长，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等职，是开辟党领导下的红色财政、税务、银行、关税工作的革命先驱。新中国成立后，李六如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党组书记，1973年4月去世。

近日，笔者先后到李六如故居、江西瑞金追寻税务前辈的革命精神，探寻李六如在中央苏区的“税月”往事。

中央苏区首任税务局长

1913年，李六如留学于日本明治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科。1918年，他心怀“实业救国、教育兴国”的愿望回到家乡，曾在平江县城先后开办救民工厂和兴业织布公司。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李六如参加了北伐战争，此后任南洋共产党临时委员会宣传部长。

1930年夏，李六如由中共驻香港南方局调入中央苏区工作，担任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直接领导闽西苏区财政、金融等工作，因成绩显著，得到福建省委的肯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设立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是苏区政府财政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财政人民委员部设立税务局，下设农业税征收科、商业税征收科、工业税征收科、关税征收科、财会总务科5个部门，办公地点设在江西瑞金叶坪村谢氏宗祠。1931年11月，李六如被调到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税务局担任首位税务局长。

苏区建立初期，税收工作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财政收入主要靠打土豪、没收筹款、对地主罚款、战争缴获、动员富农或商人捐派等方式获得。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取之于敌的财源减少。但红军和根据地的扩大，则使得苏区政府的开支大量增加。特别是在历次反“围剿”斗争中，财政异常艰窘。要使苏区财政来源有稳固基础，就必须改变以取之于敌为主的财政收入模式，变为以取之于民为主。

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担任中央苏区税务局首任局长期间，李六如利用自己所长与实践经验，结合苏区实际，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建立和完善税收征管办法，迅速统一了中央苏区税政，增加了中央苏区财政收入。

1931年11月—1933年10月，李六如参与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的制定工作，并起草《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

1931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以下简称《暂行税则》），全面统一苏区税收制度。《暂行税则》包括总则、农业税、商业税、工业税、附则等五章共22条。总则依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规定，明确苏区范围内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建立人民税收，作为苏区财政收入的经常性来源。

《暂行税则》将苏区税收分为商业税、农业税、工业税三大类。农业税是苏区的主要税种，包括土地税和山林税等，是对农业收入征收的一种税，共分为12个等级。苏区税收的基本原则是把重担放在剥削者身上，贫农、中农税轻，富农税重，雇农及红军家属免税，受灾地区减免税收，这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932年8月13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22次常会通过《财政部暂行组织纲要》，时任财政部部长邓子恢与税务局长李六如共同签发了《财政部暂行组织纲要》，并先后下达了《关于统一税收问题》等训令，制定了《土地税征收细则》。1933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财政人民委员部第15号训令——建立关税制度》，决定在各重要的赤白交界处设立关税处，开征关税。关税分进口税、出口税和通过税。中央苏区在赣县、宜黄、乐安等15个县的边境、水陆要冲设置了24个关税处。

中央苏区还大力加强税务组织机构和队伍建设。中央苏区的税务干部主要由以下两部分组成：一是从军队和地方干部中调入的人员；二是从工人、店员和知识分子中吸收的人员。1934年7月，中央税务局迁往瑞金县云石山乡丰垅村单独办公，税务干部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北上抗日，李六如作为苏区税收工作的开拓者之一，服从安排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负责财经工作，度过了转战赣南的艰难岁月。

税务队伍的廉洁佳话

土地革命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注重反腐倡廉，从中央到地方，领导以身作则、廉洁奉公。李六如对税务干部队伍严格管理，广大税务干部严格自律，留下了许多廉洁佳话。

赣县茅店关税处工作人员每天经手的物资、银圆总价不菲，但他们从不占用一分一毫。老关税员陈水北在《海关红色档案故事》一书中的《追寻苏区关税足迹》一文中回忆道：“一次我们从船里背盐上岸，由于长期缺盐腿发软，背一包二三十公斤的盐很吃力，我们拄着木棍爬行，累得满身出冷汗，但是我们没有吃一粒盐。想想前方作战的红军，想想医院里的许多伤员，对这些盐我们动都不去动。”

会昌县筠门岭关税处也留下“千金难买一条道”的故事。据《追寻苏区关税足迹》记载，当时以大奸商朱德坤为首的走私集团，在会昌县各地大批倒卖粮食走私出境，筠门岭关税处接连3次将其查获，没收了近5万公斤粮食，罚了5倍的税款。为牟取非法利益，朱德坤派两名小商贩挑了几担贵重礼物来到关税处，找到负责人说，只要你们以后让粮食出境，朱老板愿意捐赠银圆5000块、黄金30两为谢。关税处严词拒绝了他们的贿赂，并派出缉私队，直捣走私集团老巢。筠门岭关税处曾在3个月内查获走私偷税案件240多起，没收28万多斤粮食及一批烟土、金银和首饰。

为红色政权提供重要财力支持

李六如领导下的中央苏区税务局十分注重税收政策的宣传，利用《红色中华》《斗争》等报刊作为宣传工作的主要阵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编印的《苏维埃法典》收录了部分关于苏区税收工作的法律文件，是各级部门宣传税法的工具书。

在协税护税方面，中央苏区也有创新探索，中央苏区成立了商业税征收委员会、土地税征收委员会、土地税检查委员会等协税护税管理机构，通过各级委员会，区、乡政府等部门的共同协作，加强税收征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税务局的税收工作，在反“围剿”战争中贡献巨大，中央苏区税收成为全国苏维埃税收的中心，为打破经济封锁促进苏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税收减免支持，使中央苏区各类合作社组织蓬勃发展，到1934年2月，消费合作社发展到1140个，粮食合作社发展到10712个。

中央苏区税收为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财力支持。1932年，茅店营业税委员会在一个半月内，征收商业税共计大洋3000多元，占全县3个月筹措红军战费总数的3成，有效地支援了红军作战。1934年8月—10月，建宁、泰宁等6县税收收入占经常性财政收入的44.6%。

苏区税收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程中完善财税工作的重要内容。苏区废除苛捐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苏区税收工作为中央苏维埃政权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为供给红军、支持革命战争、保障苏维埃政府运行、发展苏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