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斌，1953年生，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曾任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辽宁省文联副主席、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等。自20世纪90年代起，武斌专注于研究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30年来，出版《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新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6卷）、《丝绸之路全史》《文明的力量》《孔子的世界》《丝绸之路文明史》等专著数十部。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10年间，“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丰硕成果，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盛夏时节，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专家武斌。讲起丝路上的故事，武斌说：“通过丝绸之路，中华文化吸收和融合了外来文化，促进了自身的繁荣发展，其他民族文化也得以在中国传播交流。”

丝绸，

丝路上最典型的文化符号

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26岁的张骞带着向导、随员等100多人的马队，从长安城出发，一路向西，向着一个未知之地进发，经过艰辛跋涉，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虽然此行并未完成联合他族抗击匈奴的使命，但他“凿空”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其意义远远大于当初的使命。

除了陆上丝绸之路，人们还把联系欧亚大陆北方的草原之路、南方的海上交通，称为草原或海上“丝绸之路”。在这漫漫长路上，有络绎不绝的商旅，有肩负使命的大臣，有怀揣信仰的宗教人士，有负笈远行的学子，有远征戍边的武士，以及旅行家、航海家、艺术家，他们或穿过大漠流沙、翻越崇山峻岭，或踏破惊涛骇浪，冒险犯难，走出了奔向远方的路，开辟了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路。

为什么用“丝绸”来命名这条贯穿欧亚大陆的大通道和交通网络？武斌说，养蚕缫丝技术是中国的一项伟大发明，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人养蚕、缫丝和织绸，可能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

秦汉时期，中国丝绸经今天的新疆而到中亚，再到欧洲，所以当时的欧洲人以“赛尔”（Ser）即汉语“丝”（si）的发音来称呼丝绸，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即“丝绸之国”。张骞“凿空”西域后，西方文献中“丝绸”一词的出现频率增加了，大约1世纪末，古希腊地理学家马利奴斯记录了一条由幼发拉底河渡口出发，向东通往赛里斯国的商路。2世纪中叶，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把这条商道载入其《地理志》中。

西方人一直在寻找“丝绸之国”，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曾这样写道：“我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的国度，因为在远东除中国外没有任何地方那么富饶……”1866年，英国地理学家亨利·玉尔出版了《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中世纪关于中国的记载汇编》一书，“丝绸之路”一名呼之欲出。正是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才在其《中国》一书中，正式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由此，“丝绸之路”传播开来。

科学技术传播之路

武斌介绍，丝绸之路是世界物产资源的大汇聚、大融通。通过这条路，中国传入西方的主要商品除丝绸外，还有瓷器、茶叶、漆器等，中国的生产技术、科学知识也随之传往西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造纸术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于世界的。

公元751年，唐朝大将高仙芝率军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将军沙利会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由于唐军中的西域军队叛乱，唐军战败，军队中部分造纸工匠被阿拉伯军队俘虏。沙利将这些工匠带到中亚重镇撒马尔罕，让他们传授造纸技术，并建立阿拉伯帝国第一个生产麻纸的造纸厂。战役中被俘的唐代史学家杜佑的侄子杜环，后辗转归国，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了中国工匠向阿拉伯人传授造纸术的史实。

印刷术也是沿着丝绸之路逐渐西传的。在敦煌、吐鲁番等地，考古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刚经》雕版残本至今仍保存于英国。这说明印刷术在唐代至少已传播至中亚。到13世纪，蒙古人西征，丝绸之路全线畅通，推动雕版印刷等技术传到欧洲。除雕版印刷外，活字印刷术也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北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至元代已传到中亚，15世纪中叶，德国人谷登堡受中国活字印刷术影响，发明了金属活字，而且很快被商业化推广。1466年，意大利出现印刷厂。15世纪下半叶，威尼斯已成为欧洲印刷业的中心。印刷术的传播和使用，不仅促进了欧洲出版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对欧洲的思想和社会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促进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甚至催生了资本主义制度。

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曾评价说：“如果没有火药、纸、印刷术和磁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

中华文明贡献给世界的先进技术，绝不只有“四大发明”。如秦汉时期，中原的铸铁、打井、耕作等先进技术和农业生产工具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亚。

农业文明交流之路

武斌说，张骞通西域之后，汉王朝与西域各国往来不断。使节们除了担负政治、经济和军事使命外，还负有文化交流使命。同时，西域诸国也频繁向汉朝派遣使节，伴随着他们的足迹，西域文化传播到汉朝。据史书记载，西汉京师长安，西域货物云集，异国客人熙熙攘攘。西域的葡萄、石榴、胡麻、黄瓜、貂皮、毛织品，以及异域的杂技、音乐、绘画艺术、风土人情，都注入中土。

嘉果西来，葡萄就很有故事。葡萄最早产于黑海和地中海，中国开始种葡萄，通常认为是在汉武帝时期。《汉书·西域传》载，“汉使采蒲萄（即葡萄）苜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萄、苜蓿离宫馆旁，极望焉”。说的是李广利伐大宛后，携葡萄归汉，这被认为是葡萄正式传入汉土并被种植的最早记录。葡萄引进后，就受到人们喜爱。北朝时，葡萄在长安、洛阳种植较多。

到唐贞观年间，葡萄的传播迎来转折点。史载：“……及破高昌收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目损益，造酒为丸，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唐军破高昌的640年，葡萄酒酿造技术引入中国。唐太宗从高昌获得马乳葡萄和葡萄酒酿造法后，还亲自参与葡萄酒的酿制。到宋代，葡萄酒饮用已十分普遍。

美酒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热情，唐诗中既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豪迈，也有“蒲萄酒（即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的柔情。正如唐朝诗人鲍防所写，“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这一甘美醇浆，穿越高山大漠，在驼铃声中被送到中原，成为文化融合的一个见证。

东西文化融合之路

丝绸之路不仅是物质交流之路，也是宗教、思想和艺术的交流之路。中国的代表性思想儒学，很早就向周边传播。公元1世纪初，朝鲜很多人就会背诵《诗经》《春秋》等儒家经典，此后朝鲜的各个朝代，都重视儒学教育。5世纪前，儒学已传入日本，隋唐时期，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前来求学，儒家文化随之普及到日本社会各个阶层。东汉末年，就有越南人来到洛阳研究儒学，随着儒学教育加深，越南各王朝的典章制度仿照中国建立起来。由此，在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儒学文化圈。

武斌说，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本土化，应该说是迄今为止丝绸之路上的最大文化交流成果。一般认为，公元前2年是佛教传入汉地之始。5世纪初，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在长安带领众多弟子，共译经300余卷，重要的有《妙法莲华经》《小品般若经》《金刚般若经》等。他翻译的经典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在这些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玄奘西行求法回国后，通过翻译佛经，使佛教理论正确地传播到中国及周边各国。佛教经过与中国本土文化碰撞、融合后，逐渐形成儒、释、道三家合流的局面，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

丝绸之路，这条地球上的金丝带，是世界文化史上最奇伟壮丽的华章。通过丝绸之路，中华文化广泛地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中华文化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地并产生深刻影响。

丝绸之路促进了文明的交流、交融，形成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而“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丝绸之路新的时代内涵。武斌认为，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讲，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拓宽了我们对现代文明的理解，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措施。

文明之光辐射四方

今年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其发展道路选择、发展理论创新和国家制度设计，都必须根植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

在武斌看来，中华文化的伟大，体现在它的丰富辉煌、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还体现在它在世界文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广泛影响以及对人类历史的宝贵贡献。

武斌说，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在海外传播并产生广泛影响，首先在于中华文化有其丰富性和先进性。凡是人类文明所创造的各个领域都有中国文明的独特贡献。比如，在农业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水稻种植的传播极大促进了不同地区农业的发展，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在文字创制方面，中国象形文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甚至更早，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字，对亚洲国家的文字、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中华文化达到了兴隆昌盛、腾达壮丽的高峰，当时，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极为广泛，都城长安成为世界性大都市和中外文化交汇融合的中心，长安的鸿胪寺接待过70个国家的使节。据统计，当时住在长安的外国人约占长安总人口的2%。

中华文化滋养哺育了世世代代中国人，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它的海外传播，则丰富了世界文化。

“中华文化以自己的光辉辐射四方，丰富的、先进的中华文化，本身就具有强大的自信和力量，具有广阔的胸襟和恢宏气度。当我们从文化交流传播的角度来认识中华文化，认识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据的重要地位和产生的重要影响，我们所树立的文化自信就是牢固的、经得起考验的。”武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