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新型工业化既需要企业发挥主体作用，又需要政府发挥好引领作用。政府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关键在于政策得力。税收政策具有结构调控效应强、落点明确、见效快等特点，对新型工业化的推进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后，新型工业化加快推进。党的二十大明确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的目标。近日，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

新型工业化“新”在哪里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明确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由此，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加快实现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归纳党的十六大报告相关阐述，可以说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与过去的工业化相比有三点新意：一是新型工业化是更加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二是新型工业化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工业化；三是新型工业化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

党的十八大之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新型工业化加快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建立工业强国。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相关论述，结合回看前期推进新型工业化实践，可以说新型工业化增添了四点新意：一是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二是促进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三是打造一批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加速制造业重大生产力布局调整优化；四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税收政策助推新型工业化的着力点

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企业发挥主体作用，又需要政府发挥好引领作用。政府引领新型工业化的推进关键在于政策得力。税收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中的主要工具之一，具有结构调控效应强、落点明确、见效快等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工业化加速推进，成效显著：2021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三者均超15%，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达22.2%。2012年—2021年，工业增加值从20万亿元增至37万亿元，位居全球首位。在全球500强企业营业总收入额中，我国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占比不断上升。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稳步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循序渐进，部分重点领域已初步形成全球领先优势，如新能源汽车。这些成效的取得与强有力的税收政策驱动密不可分。

党的十八大之后，税收政策的宏观调控功能不断强化，驱动新型工业化加快推进是税收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之一。税收政策驱动新型工业化加快推进的基本特征是引领新型工业化的推进在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的轨道上运行，主要举措是通过税收精准施策来增强企业的转型升级能力。

走创新发展之路。工业化和工业革命源起科技革命。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阶段转换也主要取决于科技发展状况。新型工业化提出和推进的国际背景是由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学、新能源、基因工程等方面的重大科技突破引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国内背景是制造业核心技术欠缺导致部分产业链关键环节存在“卡脖子”风险而形成的制造业大而不强局面。显然，推进新型工业化，创新发展是基础。因此，税收政策首先应发力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之后不久就分步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内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3%降至25%。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改造投入能力。2009年在全国推开增值税转型改革，增值税初步从生产型转为消费型。这项改革极大地降低了企业固定资产购进税负，直接推动了企业技术改造并为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创造了条件。党的十八大后，旨在实现长期制度性减税的增值税改革全面深化。2016年增值税扩围完成，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增值税抵扣链条延伸至全部行业，基本消除了重复课税，为产业分工进一步细化打下了制度基础。其后又分步降低税率、简并税率，2019年以来，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走向成熟。在各行业中，制造业税收贡献位居第一，增值税改革形成了上万亿元的减税，受益最大的相应也是制造业。这些减税措施直接扩大了制造业企业技术改造资金和结构调整所需设备购进资金增长空间。为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我国在1996年就推出了企业所得税加计扣除政策，2013年起这项政策在全国推开，其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范围不断扩大。及至2021年，制造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这项政策每年减税上千亿元，直接落点在激励企业技术进步。尤为突出的效应是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2022年我国推出了高达2万多亿元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这项政策同样向制造业倾斜，一方面缓解了制造业本身的资金供求矛盾，另一方面减轻了其他行业的机器设备购进资金压力，两者的综合效应拓展了新型工业化推进的市场扩张空间。

走绿色发展之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工业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为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重点是发展重工业，建成了一批老工业基地，工业生产体系大为改观，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额比重达到了40%。1978年—2002年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工业高速发展阶段，轻、重工业发展并举，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生产总值急剧增长，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经过这两个阶段的发展，我国解决了工业发展规模问题，成为世界性工业大国。然而要看到，这两个阶段的工业化推进基本上走的是粗放式发展道路，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率问题越来越严重。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时，明确要求走出一条低能耗低污染的路子来。党的十八大后，新发展理念成为发展的指挥棒、红绿灯，生态文明建设被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把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打好蓝天保卫战融为一体成为税收政策的突出特征。过去10年绿色发展理念嵌入了各项税制改革和调整之中，各个税种的税制都容含了绿色发展元素。这为税收政策推动新型工业化走绿色发展之路创造了基本制度条件。在此基础上，新设立了环境税；深度改革了资源税，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推出了一系列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突出者如扶持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税收举措对新型工业化走绿色发展之路起到了输血和引领作用。

走开放发展之路。工业化的推进过程是经济全球化逐步加深的过程，历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重大转变。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推进高潮迭起，根本原因之一是实行对外开放，把中国经济推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圈流之中。2010年，我国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占世界货物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提高到10.4%和9.1%，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所交易的商品大部分是工业制品。这一局面的形成主要得益于我国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机遇，主动畅通国内外两个市场。但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贸易中保护主义盛行，全球治理中单边主义加剧。同时，发达经济体掀起了再工业化浪潮，采取各种政策吸引资金回流到制造业。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税收政策更加充分地发挥了助力新型工业化走开放发展之路。2018年我国大幅降低关税总水平，先后4次对药品、汽车及其零部件、日用消费品和部分工业品等自主降低最惠国税率，关税总水平从9.8%降至7.5%。2019年关税总水平又降至7.4%。为落实中央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结合起来的宏观调控策略，实施年度关税调整政策，一方面鼓励进口消费者消费意愿强的消费品、国内短缺的资源产品以及国内无法生产的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另一方面对国内已能生产且性能已基本满足需要的产品，提高进口暂定税率或恢复实施最惠国税率。加大支持科技创新发展力度，新增国家实验室等免税主体，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出台支持新型显示、集成电路和软件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进口税收政策。同时，充分运用关税政策，有效应对经贸摩擦、维护公平贸易秩序。2018年以来，针对对我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单边主义措施，坚决果断实施关税反制，灵活调整加征关税措施。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而且有效增强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起到了支撑作用。

总之，税收政策对新型工业化的推进具有不可替代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新型工业化的推进进入了新阶段，税收政策应继续发挥好作用。从现阶段新型工业化发展来看，税收政策应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快增强产业创新能力。由此出发，税收政策应聚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并全面推动工业绿色发展，进而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智能制造水平提升的步伐。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