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斯·迪顿利用不同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研究家庭行为、经济发展、健康和贫困等社会经济问题。他认为传统的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度量方法不能完全反映人们的真实福祉水平，提倡利用个体数据和家庭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安格斯·迪顿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1945年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1974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迪顿早年在剑桥大学和布里斯托大学任教，1983年起至今一直执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他曾任职于很多著名的国际组织和学术团体。他推动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向微观实证化的转变。其因在消费、贫困和福利等领域的卓越贡献，于201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安格斯·迪顿强调消费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其消费理论认为，虽然消费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收入、财富、预期寿命等，但它是人们行为中最为稳定的一部分。他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揭示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提出著名的“迪顿悖论”。“迪顿悖论”指出，尽管人们的收入在短期内会有很大的波动，但人们的消费却相对稳定。这是因为人们在面对收入波动时，会采取平滑消费的策略，通过储蓄和借贷来平衡分配财富。一般来说，人们在过去的消费基础上形成一定的消费习惯，这种习惯会对未来的消费产生影响。

迪顿提升了人们对消费选择的理解，对政府制定可提升福利和减少贫穷的经济政策具有借鉴意义。由于收入来源的多样性和不透明性，经常发生扶贫资金该扶持的穷人没有被识别出，而不该被扶持的富人却获得救助的情况。有人提出用税务部门数据来倒推个体的真实收入水平；也有人提出民主选举法，从个体经验观察上来确定贫困个体。迪顿提出，这两种方法虽都有优势，但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贫困瞄准的不科学和难以持续的问题，并由此提出能否用其他容易观测和易操作的客观指标来进行辅助式瞄准，如通过个体消费行为、教育和医疗中的行为数据来间接预测个体的真实收入水平。实际上，这就是全球很多国家采用的多维贫困指数的最早理念来源之一。

迪顿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了贫困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原因，提出基于多维贫困指数的贫困测量方法，准确地度量贫困的程度和分布情况。他的研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贫困主要是经济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教育水平低下等原因造成的；在发达国家，贫困主要是社会排斥、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原因造成的。因此，解决贫困问题需要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政治等多个方面的因素，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

迪顿的福利经济学思想主要关注如何度量人们的福利水平和如何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他认为传统的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度量方法不能完全反映人们的真实福祉水平，他提倡利用个体数据和家庭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因为这些数据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人们的行为和决策过程，更好地衡量幸福感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真实原因和规律。此外，他还提出“主观幸福感”的概念，认为人们的幸福感是度量福利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迪顿关于消费、贫困等问题的研究，对于深入了解社会经济现象、探索解决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途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系统性促进消费的有效提升。笔者认为，根据迪顿指出的消费的“易变形”特性，提振消费需要多措并举，系统性促进消费的有效提升。一是增加总收入，提振消费信心。消费主要受当期收入的影响，应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提高人们的收入和福利水平，提升预期收入。同时，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优化形成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和有效投资的税收政策体系。二是扩大消费领域，加强消费引导。应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特别是丰富人民重点关注的教育、医疗、节能环保、文化娱乐等领域的产品供给，促进消费的升级和转型，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三是格外关注对边际消费倾向高的微观群体定向刺激。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在推进新型城市化的过程中，应注重培育和挖掘中等及高收入群体和中青年的消费潜力，形成庞大、有力的中产阶级，从而对经济转型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增强政策的整体性、针对性。根据迪顿提出的有效政府政策对消费和储蓄具有重要影响这一观点，笔者认为，进一步优化税收政策对于促进消费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提升税收政策的整体性。税收政策的制定出台、调整优化以及清理规范都应着眼全国，增强政策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应加大力度清理规范税收“洼地”，坚决破除利益藩篱和区域壁垒，激发市场深层潜力，减少无效无序竞争。二是提升税收政策的针对性。应将有限的政策资源用到“刀刃”上，找准薄弱点予以精准施策；充分考虑各区域、各行业的特点，实施差异化的税收政策，在关键领域和“卡脖子”方面下功夫，更加精准支撑创新发展。

多维度促进共同富裕。迪顿主张人类的福祉应从健康、自由、幸福感等多个维度“刻画”。笔者认为，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实现共同富裕，也应从多角度、多指标考虑。社会福利的基础在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税收政策应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有针对性地加以谋划，助力提高发展的质量效益，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助力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循环效率提升，培育更加活跃、更有创造力的经营主体。

在福利的分配上，应进一步发挥税收政策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中的作用。不断完善直接税制度，逐步提高其比重，增强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完善有利于慈善组织持续健康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和相关体制机制。同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通过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企业建立职工福利制度，保障职工的基本权益和生活质量；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和保障能力，继续将支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放在突出位置，补齐农产品精深加工、农民群体就业创业等方面的政策短板。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迪顿不是一个安心藏在办公室的理论大师，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政策实践者。他从1980年代开始就积极地将两者结合起来，重视构建宏观模型的微观基础，以及经济理论的现实基础。在减贫事业中，他主张每一个参与者要做到：“在语言上可以贫困，但是思想上必须丰满；在行动上可以缺乏，但是精神上必须富足。”尤其是，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学者来说，必须要注重严谨理性的理论素养和悲悯的人文关怀相结合，学会从书斋中走向现实，而绝不能出现研究贫困问题的学者反而出现人文精神缺乏的贫困现象。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