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闲谈时，梁晓声忍不住说到一个话题：“我最近看了一些关于英烈的纪录片，还是很受震撼。他们那么决绝，我就问自己：如果换成我们能不能做到？”我愣了愣，随口说：“他们是有信仰信念的人。”话说过后，没往深里想，后来我们也没再提起。

这几年，和梁晓声在一起闲聊的机会多，经常是谈到一个话题，转向另外一个话题，话有长有短、有断有续。一段时间后就发现，他新近的作品与我们曾经谈论过的某一个话题相关。这回也不例外。一年多过后，在梁晓声新创作的长篇小说《父父子子》里，就出现了他寻思过、琢磨过的英烈形象，这个人物叫高鹏举，是一位爱国志士。

梁晓声写《父父子子》，起因是哈尔滨的朋友给他寄来了一套哈尔滨市百年大事记，他翻着翻着，眼前就渐渐浮现出了高鹏举这样一个人物。他在构思：这个人在美国求学，后入赘赵家，赵家是美国唐人街素有清誉的中医世家，后来父亲去世了，高鹏举要回国继承高家的家业，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那是20世纪30年代的哈尔滨，被日本人操纵的伪满洲国所统治，高鹏举的父亲高亦林不肯在日本人掌控的满日联合商会任职，被下毒害死。高鹏举从一派祥和的唐人街回到水深火热的哈尔滨，他目睹日本人在哈尔滨烧杀掳掠、横行霸道，更目睹与高家渊源甚深的我党地下工作者孙尚义被日本兵残暴杀害。高鹏举义无反顾送走了妻儿，一个人留在国内，坚定抗日。

在梁晓声几十年的文学创作中，他承担的是“时代书记员”的角色，他写作的场景几乎没有溢出他所生活的时代，但《父父子子》例外。那个年代是家国难安、苍生蒙难的特定时期。梁晓声从这一特定时段开始落笔，在父父子子的传承接续中倾注他的思考——有关家国天下，有关民族大义，有关苍生百姓。

在我看来，《父父子子》对高鹏举这一人物形象的有力塑造和对高、孙、赵三家关系的着意描述，至少有这样两个方面的用心。一方面，高鹏举作为爱国志士，他与共产党人孙尚义、赵永亮、沈若然之所以能肝胆相照、生死相依，正是出于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志同道合的他们为苍生百姓有一个“好社会”而不懈追求、矢志奋斗。《父父子子》写出了爱国者的血性担当和使命责任，写出了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和民族团结、保护爱国力量的赤诚和勇毅。这种患难与共、血肉相连的深情大爱，通过细微周密、丝丝入扣的描写，展现了历史和文学的真实。而这些，在梁晓声的个人写作中，乃至当代文学的书写中，都是十分少见的。

另一方面，像高鹏举这样的仁人志士凭着大情大爱、大义大勇，改变和重塑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同时，他们的崇高追求和高尚品质成为建设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这是高鹏举、孙尚义、赵永亮这些父辈们的奋斗牺牲为后人留下的意味深长的伏笔。

父辈们为国家为民族结下的真情厚谊，延续到高坤、孙明远这辈，时代场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孙尚义之子孙明远，像父辈们一样关心、爱护着高鹏杰的独子高坤。高坤在烽火硝烟中受伤失忆，后留苏学习得到治愈，回国后他把出国所学运用在设计、制造联合收割机的实践中。小说结尾处，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眼前出现了三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高山、赵继承、赵翮，这是一代新人。“好社会”的建设和实现，就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中接续传承。梁晓声的小说中，总会出现青年人的形象，《父父子子》一以贯之，充满青春热血和情怀道义，这是他对国家未来的诚挚期许。

读梁晓声的《父父子子》，自然会想到给他带来广泛声誉的《人世间》。与《父父子子》不同，《人世间》写的是人间烟火、悲欢离合，社会发展、人生努力。《父父子子》则立足世界的变乱交织，在写作视野、方位和角度上都有非常大的不同，有他独到的见解。这充分彰显了一位优秀作家的创造力和思想力。

想到2019年的初夏，我陪梁晓声参加首届“吕梁文学季”活动。活动中有一个研讨会的环节，场面不是很大，但人员很齐整。梁晓声由衷地说：“我的写作就是在开一个面馆，先是父母带着孩子来了，后来是孩子自己来了，我做的面食得让他们吃了放心。现在店里还有些面团，等做完了，我的面馆也就关门了。”

我想，梁晓声的面馆远没到关张的时候，《父父子子》是如此，他以后的思考和写作，也定会是如此。

（作者：中国青年出版社原总编辑，韬奋出版奖获得者，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