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不懂得税收就参不透历史；还有人说，税收和文明一样古老。

大英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块高112厘米、宽76厘米、厚28厘米的黑色石头，很多文学作品里都有它的影子，比如小说《达·芬奇密码》和电影《木乃伊》，它就是大名鼎鼎的“罗赛塔石碑”。

200多年前，英法两国许多著名学者倾尽毕生所学，只为破解石碑上的秘密。记载了古老税收历史的罗赛塔石碑，就像是希腊神话中指引英雄忒休斯逃出迷宫的毛线球一样，也能牵引我们穿透千年历史迷雾，打捞那些属于古埃及的税收记忆。

庙门前竖起护身符

公元前200年，埃及人在经历了被亚述占领，又被波斯奴役，最后被希腊征服的种种磨难后，终于在希腊托罗密王朝的统治下，度过了一段相对平稳的时期。

埃及四面都是沙漠，水源比黄金还珍贵，幸好有一条尼罗河，定期泛滥的河水冲击着两岸，意外培育出肥沃的土壤，人们沿河而居、种植粮食，渐渐形成了社会规模，所以埃及也被称为“尼罗河的赠礼”。

由于是靠种植农作物起家，农业自然是古埃及极重要的产业，对农民征收的“谷物税”成为托勒密王国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不过，王室是贪婪的。除了谷物税，国王托勒密五世还不断开发新税种，包括土地税、人头税、商品税和关税等。后来，甚至要征收“埋葬税”。没有人能躲过“埋葬税”，国家控制了坟墓的使用权，规定百姓必须通过寺庙购买墓地。

这些税收政策对底层民众并不友好，社会等级越高，所需缴纳的税款反而越少，而普通百姓则承担着最为繁重的赋税。若百姓未按时缴税，就会遭到杖责，甚至连妻子和儿女都要一同受罚。百姓对这种严苛不公的税收制度越来越不满，恐惧与愤怒随着剥削的加深与日俱增，地方起义与动乱频频暴发。经过几十年的内战，埃及经济几近崩溃，社会秩序急需重建。

于是，托勒密五世便发布了《和平宣言》，其中有几条十分重要的税收大赦条款，包括：免除国民的纳税义务、从监狱释放欠缴税款的民众、赦免因拒绝缴税而逃亡的百姓、免除神庙和葡萄园的纳税义务……

这最后一点，让神庙内的僧侣欢喜不已，《和平宣言》就是他们无须缴税的护身符。此后，为了阻止征税官进入神庙，僧侣们决定将这份免税通告刻在石碑上，竖立在庙门前，以此向外界宣告：“神庙圣地，特享免税；法令在此，闲人勿近！”

争夺罗塞塔石碑

这块石碑护佑着僧侣，也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民众的税收之痛。但是，战争总能重塑一切。

1799年的夏天，拿破仑大军率铁骑横扫埃及。当法国军队在埃及的罗塞塔地区驻扎、扩建军事防御时，上尉布夏贺发现了这块刻着密密麻麻奇怪符号的巨大石碑。他马上意识到这块石头非比寻常，便下令将其运往开罗，供随军的法国学者研究分析。

人们惊奇地发现，这块黑色花岗岩石碑上竟刻着三种文字：顶部是古埃及象形文字、中间是古埃及通俗文字、底部则是古希腊文。神秘的文字吸引了大批学者，但研究才刚开始，石碑就易主了。

1798年，尼罗河战役打响。英国的霍瑞修·纳尔逊部队向停靠在亚历山大港的法国舰队发起了进攻。经此一役，拿破仑军惨败。之后3年，英国与法国在埃及展开了拉锯战。

1801年，法国最终战败。这意味着法军在埃及得到的所有文物都要拱手让给英方，其中就包括罗塞塔石碑。但法国学者对这块石碑相当看重，他们写信威胁英国大使说，“如果英方执意强取，那么石碑将会被毁掉。”经过双方反复拉扯，最终达成一致：英方拥有石碑，但法方仍可保留石碑的拓印。

此后，英法两国学者心照不宣地开始埋头研究，考古学界掀起了一场破解石碑秘密的竞赛。当中，最被看好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法国著名学者希维斯特·迪沙西，他精通数学、语言学、考古学，被称为“法国的密码大师”；另一个是英国的托马斯·杨，他当时已凭借成功破译出“人类眼睛工作的方程式”而震动了科学界，盛名在外。可谁能想到，拿到石碑密钥的，竟是一个乡下男孩。

古老文字还原历史

1814年，托马斯·杨的破译工作陷入困境，迟迟没有进展。此时，希维斯特·迪沙西也被这些古老文字折磨得精疲力尽，宣布放弃破译。就在全世界都认为石碑文字将成为人类永久的秘密时，一个来自法国乡下的青年让·商伯利安宣布：自己破译成功了。

让·商伯利安虽出身贫苦，却十分好学，自小便显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13岁时就已掌握六种古老语言。成年后，他在哥哥的资助下来到巴黎求学，机缘巧合加入了破译大军。

1822年9月，让·商伯利安终于破译出了所有文字，还编写了《古埃及文法》《古埃及象形文字典》，石碑的谜底彻底被揭开。人们知道了，原来石碑记录了古埃及一些民众由于拒缴税款，被征税官毒打致死的故事；讲述了国王无奈下令，免去贫苦农民税收的故事；还介绍了《和平宣言》中的税收豁免制度。

此时，距离人们发现石碑已过去了23年。

加税、抗税、减税、再加税、再抗税……历史总是以一种无可奈何的规律重复着、循环着。从古至今困扰着人们的税收难题，在罗塞塔石碑上化为一个又一个沉默的文字和符号。

化解“税痛”的反思

现在，这块石碑就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它历经千年风云，注视着世间沧海桑田，也审视着众生悲喜兴亡。最宝贵的是，它身上记载的那些古老文明，更启迪着后人对税收问题的反思和探讨。

弗洛伊德说，“未表达的情绪永远不会消亡，它们只是被活埋，并在未来以更加丑陋的方式涌现。”当古埃及民众不堪忍受沉重税负而纷纷反抗逃亡时，这个国家也就失去了劳动力。田地荒芜、商业凋敝，大坝失修、洪水泛滥，监狱人满为患，公共设施几近瘫痪……这块黑色石碑，将古埃及社会的“税痛”表露无遗。

当代税法学家理查德·查尔斯认为：“统治者是不会出于善良和怜悯而减轻税收的，唯有一个巨大的灾难，才能迫使当权者减轻高税负以缓解社会矛盾”。罗塞塔石碑正是这一观点的有力佐证：万般无奈下，埃及国王才不得不选择“大赦天下”式减税。在古代，减税往往是对纳税人的一种安慰，但只能作为暂时性的缓冲方法，无法达到长治久安。

那么，如何减轻甚至消除税收带给人们的痛觉呢？

卢梭、潘斯等人都提出过一种构想——实行民主。简言之，就是让民众表达出一个“公意”，由公众自己来决定如何收税以及税款的用途。但这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构想，绝对理性的纳税人和“公意”只存在于想象中。

税收和文明一样古老，问题与争议永远存在。心理学大师卡尔·莱格曾说，“一个人的觉悟，不是靠想象光明，而是靠认识到黑暗。”苛捐杂税、穷兵黩武，从来都不是治世安民的出路，唯有多方考量、平衡利弊，不断完善和优化税制税法，才是化解社会“税痛”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