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背景下，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货币—财政政策具有适时发力的空间。

最近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始终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2020年以来，针对中国积极财政的可行空间问题，有学者提出借鉴美国、日本等国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办法缓解财政压力。然而，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学术界对此褒贬不一。我们需要了解国际上前沿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实践，吸收现代货币理论的有益之处，推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

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议

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概念及可行性问题，国内外学者莫衷一是。

从政策实施的角度来看，“财政赤字货币化”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有学者将央行从一级市场买入国债的行为称作“狭义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把央行从二级市场买入国债来支撑财政体系的行为称作“广义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目前，学术界能够达成共识的是前者，而对于后者存在很大争议。有观点认为，只有满足一定前提条件才能称作“广义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譬如，有学者提出，央行只有无限期地滚动持有从二级市场买入的国债，并且将利息交给财政部，才能称作“广义的财政赤字货币化”。

“财政赤字货币化”还包含了“直升机撒钱”的内涵。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针对通过印钞来克服通货紧缩的方法，创造了“直升机撒钱”一词。理论上，“直升机撒钱”是一种有效的政策手段，尤其在传统货币政策失效、政府债务水平偏高的情况下，“财政赤字货币化”仍然可以从其他途径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总而言之，“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本质是中央银行为政府融资。但也有学者对“财政赤字货币化”提出疑问，“财政赤字货币化”意味着将创造和分配货币、信贷的权力全部交给政府，很难让人相信这样的体系可以安全运作。

现代货币理论被看作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理论依据。现代货币理论是部分“后凯恩斯主义”（对凯恩斯经济理论加以补充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代经济理论）学者在货币、财政理论上的发展。这一理论提倡突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界限，主张以货币融资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解决就业问题。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帕利在2014年提出，现代货币理论是以“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方式来实现就业复苏。但这一观点也存在问题，事实上，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常常是错综复杂的。因此，尽管现代货币理论并不等同于“财政赤字货币化”，但一定程度上为“财政赤字货币化”提供了理论依据，抑或是启发。

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可行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也有不同的意见。

一些学者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学者提出，在低利率，甚至零利率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将有利于经济发展，且不会带来任何负担。有学者提出，新冠疫情的暴发，迫使各国政府投入巨资以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及巨大的经济影响，而“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可以作为避免巨额债务负担的一种方式。还有学者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不但可以在短期内提高产量、提高就业率，还可以产生长远效果。

一些学者不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学者认为，如果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央行应对通货膨胀的能力。有学者提出，“财政赤字货币化”适用性是有限的。

一些学者保持了中立。譬如，有学者提出，应当辩证地看待“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工具。对于财政赤字货币化既不要完全拒绝，需要认识到其作为特殊时期的超常规政策，必须要有规定的范围和对可能存在风险的控制，也不要过度依赖货币发行解决财政赤字。

（下转B2版）

（上接B1版）

借鉴现代货币理论 充实政策工具箱

“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的多国实践

面对金融危机和疫情冲击，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采用“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缓解财政压力，加快经济复苏。

美国。主要采用量化宽松政策。作为一种货币政策工具，量化宽松政策旨在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使人们更容易获得资金；降低利率，刺激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紧缩，这属于“广义的财政赤字货币化”。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迅速衰退，为此美联储发行了大量的中长期国债，并通过3次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同时为其他机构提供资金用于购买国债。2020年，美联储推出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和零利率政策，大量的政策资金用于购买国债。此外，面对疫情冲击，2021年，拜登政府批准了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直接向个人和家庭发放现金，该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直升机撒钱”的做法。

日本。和美国相比，日本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的时间更长、规模更大，也更为典型。2001年—2019年间，日本先后3次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由传统的购买短期国债转变为购买长期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试图通过货币乘数效应增加货币供应量。面对疫情冲击，2021年日本央行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允许央行无限购买国债，继续扩大抗击疫情的投资项目，并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提供足够的外汇。除购买国债外，“财政赤字货币化”相关政策还包括：直接向个人和家庭发放现金，为特殊群体提供资金支持、租金援助、政府贷款或融资担保，以及公共卫生和医疗支出等。

澳大利亚。为抗击疫情，澳大利亚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包括：间接通过雇主向雇员发工资，为特殊群体提供资金支持、公共卫生和医疗支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以及政府贷款或融资担保等。2020年，澳大利亚政府为应对疫情发放了2590亿澳元的经济援助。

吸收现代货币理论的有益之处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必要吸收现代货币理论的有益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扩大货币—财政政策空间。如何看待和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笔者认为应重点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明确政策适用背景。综上所述，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的背景多是发生金融危机、重大疫情等特殊状况，国家面临较大的财政收支压力。建议在特殊情形下使用这一政策缓解财政压力和经济问题。

关注通货膨胀问题。在看到“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促进经济恢复作用的同时，要警惕其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一消极作用。建议在低利率、低通胀的经济环境下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针对中低收入群体实施财政补贴政策，譬如，提高特殊困难群体生活补助标准，或适时提高个人所得税基本费用扣除标准。

预防潜在的并发问题。除了恶性通货膨胀之外，“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还可能带来其他潜在的并发问题，包括：国内信贷失衡、积累债务风险、外汇贬值、收入分配不公等。虽然“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在特殊情况下缓解了短期财政压力，但长期推行则会使央行丧失独立性，货币政策的纪律性受到严重挑战。建议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时，注意预防潜在的并发问题，并且在解决危机后及时退出。

注重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未来，应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打通融资渠道。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有为，重视财政政策的支出效率，稳健的货币政策应更加灵活适度，重点防控低利率、高通胀的风险。

建立资金监管体系。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需要健全资金监管体系，在央行与政府部门设立监督部门，对专项财政援助计划进行监督，避免资金的滥用、错用和泛化使用。譬如，对于向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的财政补贴和财政援助资金，考虑采用数字人民币、贴标签等方式以体现精准扶持，并通过信息化手段进行公开和监督。

[作者系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原院长、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财政—金融结合框架下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研究”（21&ZD09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