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凫城镇，有一个坐落在山脚下的王家湾村。这里是鲁南地区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峄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旧址所在地。

沿着王家湾村的山路向上攀登约莫5分钟，在山腰一处平地上，有一间两门的茅草屋，它就是峄县抗日民主政府税务旧址。今年9月15日，在旧址上建成了王家湾红色税收文化大院，由50多平方米的税务旧址茅草屋和300多平方米的院落构成。这也是山东省税务系统首个红色税收文化大院。

1939年，峄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王家湾村成立后，与之相适应的税收制度也逐渐建立起来。

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前途大放光彩”

站在税务旧址向东面远处的群山眺望，会发现这里不少的山丘顶部都有一块突起的平地，而周围陡峭，当地人称之为“崮”。在王家湾以东十几公里的地方，就是著名的抱犊崮。抱犊崮山区一带，主要位于当时的峄县境内。

1939年9月，罗荣桓率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及六八六团到达抱犊崮山区。在这之前，鲁南地区的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武装都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供给也大多靠募捐及自筹。

第一一五师到抱犊崮山区后，立即开始纠正忽视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问题，政治委员罗荣桓就如何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问题多次作出指示。

1939年11月20日，峄县民众代表大会在王家湾召开，峄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会议选举第一一五师民运部部长潘振武为县长、张捷三为财政科科长，税务工作由财政科统管，办公地点就在上述的茅草屋内。

全程参与王家湾红色税收文化大院筹建的，是国家税务总局枣庄市山亭区税务局干部马骏。他负责旧址抢救性修复和展牌史料搜集工作，前后花了两年时间。大院展牌上每一句话，他都认真核对过出处和来源。更可贵的是，马骏还广泛搜集了抗战时期的红色报刊，为研究鲁南红色税史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第一一五师之所以选择从峄县王家湾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这里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马骏说，峄县地处山区和平原的结合部，东面是沂蒙山区，西面是津浦铁路，南面到台儿庄还有京杭运河。这里进可攻退可守，战略位置重要，很适合建设抗日民主政权。

峄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革命的火种迅速传遍鲁南大地，被誉为“照亮鲁南的一座灯塔”。1939年底至1940年初，鲁南先后建立了14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6月，在抱犊崮山区的九子峪村，鲁南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鲁南参议会和鲁南专员公署（简称鲁南专署）成立，鲁南专署成为统一管理鲁南各县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机关。当时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用头版1/3篇幅报道了此事，并称“抱犊崮山区民主政治，从此前途定当大放光彩。”从此，鲁南抗日武装斗争进入了新阶段。

发展经济、合理负担的人民税收

鲁南地区抗日民主政权的税收工作，充分体现了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合理负担保障供给的原则。当时的峄县县长潘振武在回忆录中记述道：“抗日民主政府颁布了减租减息政策，规定土地收入，不论是租佃还（是）分种，一律按原租减25%；钱主利息减半。”

他所说的政策，是1940年9月峄县抗日民主政府颁布的《关于开展减租减息政策的决定》的主要内容。从峄县抗日政权到鲁南专署再到山东抗日根据地，税收制度中合理负担、公平税负的原则被坚持了下来。

1940年7月—8月，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大会选举产生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成立了山东省统一的行政权力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同年9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通过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该纲领规定了财政经济工作的施政内容，其中第四条规定：“努力建设战时财政经济，充裕抗战经费，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自力更生。废除苛捐杂税，整理税收，实行累进税制，整理金融，粉碎敌人‘以战养战’阴谋。”12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通过了《山东省税收暂行条例》，规定除了规定征收的税种之外，“不得另立名目征收”。

1943年3月3日，《大众日报》刊登了署名李仲久的《正确认识税收工作》一文。文章指出税收工作是为了供给抗战的需要，是对敌经济斗争和保护根据地工商业的武器之一，要正确执行税收政策，组织群众来帮助税收工作。

1943年夏，鲁南专署公布《修正征收救国公粮办法草案》，改变了以往鲁南地区征收救国公粮的摊派制度，规定按实际粮食产量征收公粮，且负担地在2分以下的农民可以免缴公粮。

当时鲁南的敌占区，用“补助费”“杂捐”等名目强迫农民多缴税收，还借“配给制”“春耕贷款”的名义抬高物价、侵占民财。与根据地保护各阶层利益的税收政策一比较，不少被威胁欺骗到敌占区的百姓甚至地主，纷纷从敌占区回到根据地。

没有硝烟的战争——鲁南的货币斗争

抗战烽火在鲁南大地上点燃，各个抗日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抗击日伪军的侵略蚕食。在看似平静的市场流通中，没有硝烟的战役也悄然打响。

1940年初，临郯费峄边联县在第一一五师的帮助下，印制了上有“完粮纳税一律通用”字样的临郯费峄流通券，用于当地买卖流通和税款缴纳。鲁南专署成立后，接手了流通券管理事宜，流通券的使用范围包括当时的临沂县、郯城县、费县和峄县。

当时，鲁南根据地紧邻敌占区，日军为配合其军事扫荡，不断加紧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企图摧毁根据地经济，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除阻止物资流入根据地之外，金融战也成为敌人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1941年1月22日，《大众日报》头版报道了两条关于伪造临郯费峄流通券的消息。报道中提到：“临郯费峄地方民主政权……所发行之流通券，推行以来信用昭著，对敌后抗战有很大帮助。不意竟有奸徒，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居心破坏，私造假票，公然使行……”

伪钞流入市场，流通券就会贬值，导致物价上涨；伪钞在市场上换得的又是货真价实的物资，伪钞横行会加剧根据地物资紧张。

“当时通过伪造流通券来扰乱根据地经济秩序的情况时有发生，报纸同一版面还报道了一则抓获携带伪币到集市上使用的奸徒三人的消息。”马骏说，《大众日报》还曾刊发过一篇名为《关于游击区的财政经济政策》的社论，重点强调了敌人“破坏法币、滥发伪钞”的“经济上的进攻阴谋”。为与敌人的封锁劫夺作斗争，这篇社论提出要建立有信用的地方银行，维持法币，消灭伪钞的流通；还要严行缉私，取缔奸商以及全力帮助人民生产，减税减租减息。

1942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统一以北海币为本位币，临郯费峄流通券逐步退出流通市场。山东抗日根据地统一使用北海币之后，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北海币也深受人民欢迎。1944年，主持山东经济工作的薛暮桥在7月1日的《大众日报》上发表的《山东的北海票》中写道：“货币斗争胜利了，民主政府的威信更高了。……大家都说：我们相信民主政府，民主政府是不会骗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