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历史上也曾屡遭侵略和征服，多次向外求和赔款。其中，屈辱的“丹麦金”却打开了英国税制变革的大门。

屈辱贡金成为重要税项

自公元9世纪起，来自丹麦的维京人不断侵犯英国。到10世纪末，当时的英王埃塞尔雷德二世毫无反抗之意，竟然听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建议，主动向丹麦入侵者示好，并愿意每年缴纳巨额贡金以换取和平，贡金以金币的形式交付，被称为“丹麦金”。

尝到甜头的丹麦人逐渐增加贡金要求，“丹麦金”金额连年上涨。如果换算成如今的英镑，“丹麦金”相当于从每年1万英镑上涨至每年4.8万英镑。据记载，埃塞雷德二世共向丹麦人缴纳相当于13万多英镑的贡金。

但正如英国小说家威廉·萨克雷说的那样，“金钱可以买武器，但不能买和平。”丹麦人的胃口被越喂越大，公元1013年，丹麦竟要求英国以后每年都必须额外再付一笔钱供养维京军队。当时的英国无力反抗，只得接受。此后，英国每年送出去的“丹麦金”屡创新高，最多时达到7万英镑。

出于对丹麦维京人的恐惧，英国王室不敢在贡金缴纳上有丝毫懈怠，但“丹麦金”金额巨大，没有高效的征收手段，是很难完成这项任务的。

“丹麦金”以海德制度为基础，按照土地面积征收，所以也可以视作一种土地税。所谓“海德”是当时计量土地的单位，1海德相当于一个家庭维持生活的用地面积，当时英国的每一块土地都在海德制度的管理之下。同时，“丹麦金”的征收流程也较为严格，先是地方官员收缴，然后上缴给国王的司宫，再由司宫上缴到国库，最后进行称量、鉴定和汇总。

孕育出早期税赋理论萌芽

源于10世纪末的“丹麦金”，最终存留至12世纪末。英国不再向维京人纳贡之后，“丹麦金”的征收体系一度变成英国王室敛财的工具，其中的典型当数威廉一世。

威廉一世在位期间非常注重巩固王权，“丹麦金”则被他视为最有价值的集权工具。威廉一世将大贵族的土地重新分配，接受封地的人既是一方领主，也是国王的奴仆，要终生效忠威廉一世，而最重要的效忠方式就是上缴土地税。于是，威廉一世通过征税的方式建立了一条以土地分封为基础、以君臣关系为纽带、以贡金缴纳为约束的利益链条。

为了征收更多的“丹麦金”，也为了对国家土地实现绝对掌控，威廉一世下令对全国土地资产进行大清查，内容包括地产归属、庄园面积、牲畜数量等，这场大清查前后共进行了6次。上至坐拥庄园良田的军功贵族、下至只有薄田几亩的贫苦佃农，都要将自己的土地和收入明细统统上报，全体国民都成了国王征税的对象。由于调查员个个如凶神恶煞，调查内容又极其细致，人人如履薄冰，好像在接受上帝使者的末日审判一样，调查结果汇总而成的书册就被取名为《末日审判书》，又称“最终税册”。

编制《末日审判书》无异于一次昭示王权的过程，而与巩固王权相比，征收“丹麦金”则孕育出中世纪英国基本税赋理论的萌芽。

在公元13世纪，英国封建税收理论最重要的原则是“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同意”，而“丹麦金”则促成了“共同同意”这一原则在税收领域的首次确立。早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就有法律规定“丹麦金”必须要通过“贤人会议”才能征收。“贤人会议”源于古日耳曼部落，参会的贵族和主教们有权参与议事，不经会议的共同决定，国王不可随意征收税款。而在此之前，英国王权是至高无上的，从未受到公共意志的约束。可以说，“贤人会议”第一次将“税收”与“共同同意”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奠定了封建税收理论的重要基石。

此后，“贤人会议”逐步细化，分成了商讨财政税收、军事法律等重大议题的“大会议”、商讨一般事务性问题的“小会议”以及由国王临时召开的“御前会议”。随后，这三种会议共同构成早期英国议会的雏形，征税需经“共同同意”也成为一种共识，在公元1215年被写入鼎鼎有名的《大宪章》。

“丹麦金”对中世纪英国发展影响深远

威廉一世去世后，英国又经历了几位国王。骁勇善战的“狮心王”理查一世死后，其野心勃勃的弟弟约翰用计继承了王位。但这位约翰国王挥霍无度、自私残暴，在他的统治下，英国丧失了诺曼底等诸多领土，约翰被民众嘲讽为“失地王”。

为了收复失地、挽回民心，约翰决定扩军备战。他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无所顾忌地开征新税和大幅加税，“兵役免除税”的税率提高了3倍，“动产税”的税率提高了1倍，并且高额开征“遗产继承税”，种种做法极大侵犯了英国各个阶层的利益。

公元1215年春天，各地贵族组成了反抗国王联盟，很快就控制了伦敦，开始武装讨伐国王。最终王权屈服了，6月19日，约翰国王被迫在泰晤士河畔签署了《大宪章》，确立了“王在法下”原则，规定国王在征税之前必须召集伯爵、男爵、大主教和主教就征税问题进行商讨，“共同同意”后才可征税，这也是后来“无代表权不纳税”的雏形。就这样，“共同同意”原则通过《大宪章》在不列颠这片土地上正式生根发芽，英国赋税国家的轮廓基本定型。

从公元1155年起，“丹麦金”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最终被亨利二世废除，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对英国税制的影响都是不可小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