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和最东端的凉州，是丝绸之路上两颗璀璨的明珠。近年来，围绕敦煌、丝绸之路等的文化书写及艺术表达极为丰富，也有多种多样的理论研究为其“解密”。

甘肃著名诗人、小说家叶舟，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为敦煌立传、为丝路抒怀”，在数十年时间里用文字供养心灵圣地，试图找寻那些失落已久的民族血脉和气韵，并据此写出《敦煌本纪》《凉州十八拍》等气势雄浑的长篇巨作。他说：“我对敦煌的所有热爱、书写、感情，可能就是我这一生的宿命。”

第33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期间，叶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分享他的创作故事，讲述他与丝绸之路的情缘，以及他对税收工作的理解、对税收宣传的建议。

河西走廊是中国文化“仓储地”

记者：您作品中的故事，大多发生在从凉州到敦煌这片土地上，文化底蕴深厚的河西走廊给您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怎样的滋养？

叶舟：说真的，一旦谈到河西走廊，我就立刻热血沸腾。乌鞘岭、古浪、凉州……敦煌、阳关和玉门关，这些青铜质地的名字，几乎全是伟大而古老的文化密码。哪怕我随便念出一个，都觉得古风扑面、神圣无比。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要道。丝绸之路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交流时代。以丝绸之路为载体，东西方文化实现了对话、融合、互鉴。千里河西走廊，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仓储地”。对它的重新发现与认知还远远不够，包括在艺术呈现和表达方式上。

生于斯、长于斯，受此影响，在创作方面，我更喜欢“上天入地”的野生状态，比如边塞诗，我喜欢这样的写作，热衷于将它们熔为一炉，为我所用。我以前写过一组诗，提到祁连山就是一根思想的脊椎，贯穿了西北腹地，挂起一片高迥的大陆。其实，祁连山北麓的这条河西走廊，也像脊椎一般，统摄了我的全部写作。恰恰是在对这一条漫长且伟大的精神之路的追逐与书写中，我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疆域，也构筑了自己的词汇表。

记者：您的创作经历大概可以分为哪些阶段？

叶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1984年，我考上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拼命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并发表了第一组诗歌、第一篇短篇小说。小说还是发表在《作家》杂志上，对我是莫大的肯定。因为这段经历，后来我当老师、做媒体，但都没有放弃过写作。

第二个阶段是受到张承志和杨显惠两位作家的影响，意识到“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开始走向大地深处，漫游西北。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带着好奇与冲动频频“出走”。这些年，我几乎走遍了整个西北，也渐渐找到自己的写作版图，比如河西走廊，这是我此生的课堂，一辈子也读不完的大书，我愿意终身为徒。

年岁渐长后，我的创作进入第三个阶段，对本土地理和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知，阅读兴趣也发生了转变——开始喜欢读地方志，读民间史料，对虚构文本的兴趣反而不大。比如地方文化馆油印出来的那些东西，尽管文学含量不高，但它们充满了各种有趣的细节，让我非常着迷。

记者：您早年是以诗歌闻名的，后来转向小说创作，并且写出长篇巨作《敦煌本纪》《凉州十八拍》，这种创作的转型有什么契机吗？

叶舟：早期我的确以写诗为主，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大概写了上百组诗，2000年结集出版，就叫《大敦煌》。后来为什么转向小说写作，其实没有泾渭分明的创作藩篱，就是想写诗的时候就大量写诗，想写小说的时候就埋头写小说。但在此之前，我已经在这一领域做了长久的准备。

之前所有的写作，其实都是在做铺垫，语言、经验、想象、细节全部准备好。大量的诗歌写作，培养了我对语言的敏感，组成了属于叶舟的词汇表，这是基础材料，形成了我的腔调和美学。就好比你要盖房子，总要先把石头准备好，打好地基，搭好梁子，再一块块砖砌上去。

“书写敦煌是我这一生的宿命”

记者：从诗歌、散文到小说，您的文学创作持续书写着敦煌。您对敦煌有着怎样的情结？

叶舟：我一直认为，文学是有版图的，作家所有的想象驰骋和表述，也有自己的疆土。对我来说，整个丝绸之路就像强劲的脊椎贯穿在我的文学王国，将我所有的想象支撑起来。敦煌是河西走廊的最后一道关隘。早期我写了很多关于青藏高原的诗歌，跑遍整个新疆帕米尔高原，还写了很多黄土高原的作品，这三大高原的中心就是敦煌，所以我常说：敦煌是我诗歌的首都。

我对敦煌的所有热爱、书写、感情，可能就是我这一生的宿命。只要一看见“敦煌”二字，我甚至会有一种触电般的反应，雪夜投奔，醉氧了一般。打个比喻，敦煌就像一座超级发电站，一旦靠近她，我就发亮，天空和想象也会彻底打开，赐予我无穷的动力。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敦煌本纪》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惊喜。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创作这样一部厚重的作品？它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叶舟：坦率地讲，在此之前我已经发表过不少中短篇小说，也获得了一些奖项，但与自己天马行空、放逸不羁的诗歌相比，我在小说中始终多了一份暮气，少了一种勇敢。这时候，我就明白自己必须更换一张词汇表了，必须卷旗西返，投入到敦煌这片文学的疆土，去获得庇护。我当时就发愿，将来一定要写出一本大部头，道出敦煌的秘密。有了这个念想，在后来的16年里，我一边练笔，写其他的文章，一边收集资料，阅读史志，在河西走廊沿线和祁连山两麓实地踏勘，发酵着这个故事，储备着精神。实际上，一旦动笔，找到全篇的第一句话之后，写起来就相当快。在此期间，我也彻底释放了血勇之气，打开了想象的边境。

起笔时，我就立下了这样的念想：这部小说要构建一座20世纪初的沙州城，并在城外的二十三坊内，安顿下身世各异的苍生赤子。这部小说要追逐一群匡危扶倾的滚烫少年，他们骄傲而沉着，寡言笑，重然诺，轻生死。这部小说必须廓开一条朴直而壮烈的大道，在广阔的西北，为当时的中国保存下最后一份元气。

记者：《敦煌本纪》是河西走廊千年历史的缩影，其中有您很深的反思，关于西部、历史和人性。

叶舟：有评论家说，《敦煌本纪》讲的是敦煌的故事，讲的是河西走廊的故事，其实也在讲述“中国故事”。我很认同。这部作品其实是指向西部精神、历史命运与民族性格的命题，微缩了河西走廊从秦汉走向近代的历史，那些光耀史册的英雄和寂寂无名的人们，都幻化成《敦煌本纪》中的芸芸众生。而在人性上，这部作品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拒绝预设，人物设定、情节走向没有具体的方向，包括其中所蕴含的深刻反思、痛彻参悟，唯有读者亲自读过方能领会，它的关键词是我们荒疏已久的那些东西：家国、天下、情义、勇敢、青春……

河西走廊保存了我们民族早期的某些精神特质，它是丝绸之路最灿烂的一段，所谓中国概念的性质、中国疆土的性质，在西北完全是由河西走廊支撑起来的。河西走廊其实就是整个中国西部的一根脊梁。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敦煌时曾指出，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要“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您认为，“讲好敦煌故事”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怎样的意义？

叶舟：敦煌文化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汲取了无穷的养分，它不仅仅属于中国，也是世界文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109万字的故事当中，《敦煌本纪》的初心，就是试图去重新发现我们这个国家的边疆，去眺望我们这个民族的少年时代，去厘清这一伟大文明的来路。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讲好敦煌故事，让敦煌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某种程度上也就讲好了中国故事。我愿用自己这支笔，继续讲好敦煌故事，弘扬好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组成部分。

探寻中华文明的精神原乡

记者：3月下旬，您带着长篇小说《凉州十八拍》去了趟江南，开启了一场通往河西走廊的文化漫游。《敦煌本纪》之后，您曾说将写敦煌续集，为什么改为了凉州？

叶舟：2018年，在我写完《敦煌本纪》之后，已经开始着手续集了。有一天，我在祁连山腹地采风时突然接到父亲的一个电话，就是这个电话，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向。当时，我父亲已经86岁高龄。在电话中，我感觉不大对劲，就赶快回到了兰州。回去就发现父亲已经开始吸氧，我决定要为他做点什么。

我父亲就是凉州人，二十几岁只身来到兰州，此后很少再回家乡，但他一辈子乡音未改。我曾许诺要为他写一部关于家乡的书，他很期待。《敦煌本纪》出版后他还问过我，河西走廊的第一站不是凉州吗？那天，我决定把敦煌题材的写作计划先停下来，我必须抓紧时间，为父亲写出一本书。在接下来近4年的时间里，我几乎马不停蹄。但遗憾的是，《凉州十八拍》写到一半的时候，父亲就丢下我们驾鹤西去，他最终没能看到这部书。

记者：最终您在《凉州十八拍》的扉页上，写下了父亲整理的几句话。

叶舟：是的，因为这终归是一本为我父亲、为家乡凉州所写的书。父亲病重时，我和弟弟妹妹换班守着他，每次轮到我，晚上怎么也睡不着，我就开个小台灯悄悄地翻阅资料。有一天我听到他问：你在看什么东西呢？我说，我在看凉州史料，还有些不大明白的地方。从那之后，他便会趁着精神好的时候，给我讲过去的历史，讲他幼年时的家乡。

有天深夜，他忽然对我说了几句他自己整理的“凉州宝卷”（当地一种民间吟唱文娱形式）：天凭日月，人凭心，秤杆凭的定盘星；佛凭香火，官凭印，江山凭的是忠义。我当时就被这句话镇住了，赶紧抄在纸上，我知道自己抓住了那根线头，找到了整个故事的腔调，也摸到了将来《凉州十八拍》的核心要义。这是父亲的加持，更是凉州的赐予。

记者：《凉州十八拍》也是一部百万字长篇，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您希望这部小说能为现实世界带来些什么？

叶舟：《凉州十八拍》是以中国古典悲剧《赵氏孤儿》为引子，以古代十大名曲《胡笳十八拍》为结构，书写了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走廊近半个世纪的悲壮历史。其中有一个“救孤”的内核，但通篇展现的是“义”。小说的时间背景正是我父亲的童年与少年时期。父辈们之间的那种情感，是我对“义”的最初启蒙。所以有读者说，从中看见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情义”写作。当时，顺着父亲的记忆与讲述，我觉得自己一步步探寻到西部文化的密码，发现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原乡，发现了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我想通过小说的形式，讲述一个人、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的少年时期。人类的文明与交流不应该是停滞的、僵死的、断流的，而应该是澎湃向前、一路欢歌，去拥抱远方的大海。鉴于这样的认知，我一直觉得自己的书写是在“除锈”，用文学的方式，剔除偏见与促狭，努力去擦亮被灰尘覆盖的过往，寻找西北腹地的精气神，问询少年中国的那条光荣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