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行为经济学：是什么？怎么用？

1、行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哪些内容？在政务领域的应用情况如何？

姚凯：行为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将传统经济学与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相结合。传统的经济学将人假设为“理性人”，即认为人是完全基于经济利益进行决策。但真实的人做决策时会受感情、文化背景、性格的影响。行为经济学注重分析与理解经济活动中的“非理性”人为因素及产生的影响。事实证明，把“人”的特征纳入经济学的考量会使得经济学的结论更贴近真实世界，也更有实践价值。

欧美国家在行为经济学的政策应用方面起步较早。例如，美国在奥巴马时期就成立了专门的团队，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被应用到社会保险、公共服务等领域。过去20年间，该领域涌现出一批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和学者，如丹尼尔·卡尼曼、罗伯特·席勒、理查德·塞勒等。

葛玉御：行为经济学代表性理论包括前景理论、心理账户、禀赋效应等。近年来，行为经济学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结合研究越来越多，比如利用大语言模型模拟人类的决策行为，预测人类对某些事件的反应。政府可以利用行为经济学的方法，优化各项社会政策。例如，在储蓄、投资、医疗、环保、教育等领域引入助推策略，帮助人们作出更好的选择。

赵明洁：当前国内外学者侧重于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研究居民消费、投资倾向、就业方向选择、政策执行风险识别、政策优化等，均已取得较好成效。例如，运用对行为人心理机制的研究，探索政策制定在表达上如何更契合公众的接受程度，帮助政府呈现更亲和的面貌，提高公众对政务服务的认可度等。

2、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现象或认知可以用行为经济学来解释？

姚凯：行为经济学中的一些规律往往来自对真实世界的观察和归纳。例如，为什么有人喜欢购买彩票？这其实是前景理论中决策权重的问题：人在面对小概率获得的时候会高估其发生的概率，从而高估彩票的中奖几率。

中国特有的文化、情感、偏好影响着我们的经济决策。西方股票市场存在“一月效应”，即一月份的股票平均收益高于其他月份，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圣诞节和新年是他们的重要节日。我观察到，这在我国股市表现为“春节效应”，这是由中国的传统节日决定的。如果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难以发现这个现象背后的真实规律。因此，我国行为经济学的研究需要贯彻好“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精神，既保持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的先进研究方法，又要结合我国的现实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为经济问题。

赵明洁：为真实了解纳税人想法、为行为经济学的解释提供实践经验，2019年10月，我和研究团队走访了武汉市武昌区、洪山区各社区，了解到纳税人对个人所得税改革认可度较高。主要原因在于，个税改革切实减轻了他们的税负，让公众从中感受到政府在减轻人们经济负担上的行动。在讨论个税App时，纳税人普遍提到，运用个税App进行个人综合所得汇算业务很方便。

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个税改革使纳税人真正感受到了确定性收益，从而促进了自愿性遵从。同时，通过新技术提供便利的纳税服务，使纳税人心理账户的“非常规额外收入”增加，促进了合作性遵从。结合我的调研经历，在促进税收遵从方面，行为经济学促进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主要表现为理论上开始将经济学和心理学融合，研究方法上由数理统计分析转向自然实验的探索性研究。

行为经济学与税收：政策制定和实施离不开对人的行为的理解

1、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税收领域的应用不断拓展。如何运用行为经济学促进税收遵从？

赵明洁：从行为经济学理论看，实施减税政策有助于提高自愿性遵从水平，加强税收宣传有助于提高习惯性遵从水平，优化纳税服务有助于提高合作性遵从水平。

应继续加大税收宣传力度，进一步运用新媒体优势扩大税收知识的宣传面和影响力，增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例如，通过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短视频号宣传新政策的特点和主要作用，帮助纳税人加深对政策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提高其习惯性遵从水平。

税务部门经常开展的纳税服务满意度和便利度调查工作有助于提高合作性遵从水平。通过纸质问卷调查、网络问卷调查、定期走访的方式，税务部门能够了解纳税缴费过程中存在的“堵点”“难点”，获知公众对税收工作的改进意见和优化建议，从而进一步提升纳税服务质量。通过参与调研，公众能够减少对税务部门的认知偏差。

姚凯：在行为经济学上称之为助推的研究，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公众的意愿。税务部门是最贴近民众的政府部门之一，政策制定和实施都离不开对于人的行为的理解。如何构建话语体系以提高公民自愿缴纳的比例，节约行政资源？退税是一次性退税还是分批退税会让公众有更好的感受？这些问题看似细小，却能在不增加经济成本的基础上提升施政效果。

葛玉御：现在有两个选择摆在人们面前，一个是预缴阶段少缴税，汇算时再补税；另一个是预缴阶段多扣一点儿税，汇算时退税。哪个选择更好？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应该是前者，因为货币有时间价值，但如果按照行为经济学的分析，人们更加倾向于后者。因为从主观感受来看，第二年汇算退税的是一笔“意外之财”，收到的人会非常开心。类似的还有税务部门推出的“预填报”制度，其好处不仅是方便，降低遵从成本，而且还给了纳税人“既定”的、默认的选项，纳税人更容易遵从。

2、如何运用行为经济学达到更好的税收宣传效果？

葛玉御：行为经济学的框架效应告诉我们，“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在税收宣传中，需要注重表达的方式方法。宣传的重点应放在税收公平，让纳税人感受到缴税后享受到了对等的公共服务。让大家慢慢地认识到税收不是“损失”，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收益”。近年来各地税务部门加大与高校的合作，在税法科普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未来还可以继续创新形式，增强全社会税法意识。

赵明洁：行为经济学强调，禀赋效应会使个体产生“习惯性思维”，倾向于按照已有的思维逻辑思考并指导决策，且在决策时不愿轻易作出改变；个体又具有“羊群效应”，当出现利好或危险时，会倾向于模仿他人的行为。对此，税收宣传一方面可以扩大范围和广度，潜移默化提高公众对税收的认可度；另一方面，在突出宣传利好政策、税收重要性的同时，应加强对违法乱纪、偷逃税案例的披露，重点阐明其危害和惩罚，以“惩罚一人”来“威慑众人”，进一步强化宣传效果。

3、在提升税收征管质效方面，税务部门可以重点关注行为经济学哪些研究？

葛玉御：维也纳大学经济心理学教授埃里希·科齐勒曾提出“弹坑效应”，即在经历一次税务稽查后，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会下降。因为人们普遍存在侥幸心理，而且存在“概率幻觉”——高估小概率事件发生的概率，低估大概率事件发生的概率。科齐勒提出的“遵从坡面模型”认为，政府若想提高税法遵从度，既要增强税收征管的“强制力”，又要提升其“公信力”。前者决定了强制性税收遵从，后者决定了合作性税收遵从，这两点也是数字经济时代进一步提高税法遵从度的主要着力点，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应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对纳税人进行更精准的画像，了解不同纳税人的纳税风险偏好，进而有针对性地优化税收征管。

赵明洁：行为经济学认为，个体对于收入的损失较为敏感，更倾向于具有确定性收益的选择，注重对某事物期望的财富变动而不是最终财富的平均收益，且由于信息不对称，个体对事物的感受会以账户的形式进行记录。基于此，个人认为税务部门可重点关注如何掌握纳税人的心理机制，对于政策颁布，尤其是减税政策，突出强调对纳税人的确定性收益，从而提高税收政策的预期效应；对于政策宣传，短期以直观简化的方式增进公众对政策的理解；长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增强公众对政策的认同度；对于税收服务，通过提供便捷、高效的纳税服务提高纳税人缴费人对税务部门的满意度，并辅之提升对违法乱纪行为的威慑，推动形成减少征纳成本、提高征管效率的双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