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1月21日，在杜伊勒里宫花园前的革命广场上，人头攒动、鸦雀无声，38岁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刽子手押上了断头台。

多年后，革命广场上竖起了一块血红色的花岗岩石碑，是法国人民为了纪念这位断头国王而建造的。在很多人心中，路易十六勤政爱民、勇于改变，是一位正直又仁爱的君王。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轻视税收，最终酿成悲剧。而这一切，都要从大革命说起。

矛盾激化

法国学者拉布鲁斯曾言：“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不幸者的革命，促成这种不幸的起源在于税收。”革命当然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发生，那是长期承压的结果。当时，法国社会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百年难题”，首当其冲就是税收问题。法国大革命的诱因之一就是财政税收危机，但这场危机并不是从路易十六执政时才开始的，而是要追溯到路易十四时期。

路易十四是个名副其实的暴君，他在执政的54年里，把国王集权发展到了巅峰。他自封“太阳王”，是个战争狂热分子，连年征战几乎耗尽了国库。其统治晚期又斥巨资建造凡尔赛宫，为了弥补亏空，路易十四不惜向民众加征各种新税。名目繁多的税种将法国底层民众压得喘不过气，但特权阶级却尸位素餐、铺张奢靡，百姓对此敢怒不敢言。

而这种社会矛盾到了路易十五时期，又被进一步激化了。当时，法兰西波旁王朝日渐衰微，内政外交备受打击，国王路易十五无能而胆怯，许多新政造成负面结果，路易十五索性荒废朝政，整日沉迷在荒淫无度的享乐中，用挥霍金钱来逃避现实。路易十五有一句摆烂的名言：“我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国王昏庸，苦的是百姓。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屡次加征“人头税”“土地抽成税”等税款，百姓的税收负担达到了顶点，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1774年，路易十五感染天花去世后，王位传到了其孙子路易十六手上。路易十六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

淹没于革命浪潮

路易十六温和善良、品行端正，能体察百姓疾苦，他深感不合理的税收制度是产生社会顽疾的重要原因。面对千疮百孔的政治、经济、税收和民生问题，路易十六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但就像托克维尔说的那样：“长期以来忍受恶政的人民，一旦压力有所减轻，他们就会试图全部推翻。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政府最危险的时刻，常常就是它开始改革之时。”在缺少系统谋划的情况下，路易十六决定从税制开始变革，但改革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他始料未及的。

上任后，路易十六立马任命杜尔阁为财政大臣，取消部分贵族特权，修改了税收制度，并试图要求贵族缴纳税款。但这显然触怒了上层阶级，遭到了贵族和教会的强烈反对。无奈之下，路易十六只得重新召开了已被尘封175年之久的“三级会议”。

法国的“三级会议”起源于13世纪，这是一种等级代表会议，其中，第一等级是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是平民，“三级会议”的一项重要作用就是商讨决定征税事宜。1614年，当时的法国国王为了实现对税权的绝对控制，下令废止了“三级会议”制度。

1789年5月5日，三个等级的代表齐聚一堂。路易十六本意是借着这次会议，向第二等级的贵族征税。但教士和贵族们之间的利益盘根错节、根深蒂固，路易十六在会议上的表现又十分软弱，局面僵持不下。此时，第三等级的平民代表对国王的左右摇摆早已心灰意冷，愤而宣布退出“三级会议”。最终，这场原本打算解决征税问题的会议，却造成了三个等级之间更加严重的对立。

不久后，平民代表宣布自行设立议会，并重新定义赋税制度，此举相当于直接从国王手中夺取税权，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但路易十六对这样的局面显得手足无措，他开始潜心研究“制锁”以躲避问题，百姓嘲笑他为“锁头国王”。路易十六这种看似“无视”的态度被一些人解读为“傲慢”，底层群众长久以来积压的怒火被彻底点燃。随后，法国爆发了两场著名的运动——“网球场宣言”和“攻占巴士底狱”。大革命的浪潮愈发高涨，局面已失去控制。

终于，大势已去的路易十六被软禁在杜伊勒里宫中。1792年8月，反君主制运动爆发，大量示威者涌入杜伊勒里宫，逮捕了路易十六，将其投入监狱。次月，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整个巴黎群情激奋，要求审判国王的呼声愈发高涨。最终在1793年，新国民公会投票决定：路易十六忽视和践踏税收宪政原则，应予以处死！就这样，路易十六结束了他38年的短暂人生。

不可轻视税收

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人对路易十六报以同情，认为他罪不至死。相比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路易十六确实算得上一位勤政爱民的国王。在位期间，面对重重危机下的国家，他没有肆意挥霍，也没有破罐子破摔，而是励精图治、寻求变革，他重开“三级会议”、整饬苛捐杂税、废除酷刑、保护地方自治，其宽厚仁爱的性格也深受许多人爱戴。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就曾在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庆典上表示：“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个悲剧，但也是不可避免的。”的确，路易十六是个好人，但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轻视了税收。

在路易十六看来，引发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不合理的税制，而税收不过是经济领域的事情，只要能调和“征税”这个局部矛盾，就能解决法兰西社会的全局性问题。但他显然没看到，税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埃德蒙·柏克在《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中写道：“税收就是国家。”于公众而言，税收是一种权利、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身份宣示，谁有权征税、向谁征税、征什么税、征多少税、怎么征税等，这些都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大问题。路易十六想改变旧的税收制度，没想到却触发了一场大革命。在税收政策上反复横跳、推动税收制度变革时缺乏魄力、面对特权贵族阶级的反对不够强硬……当一国之君看不到税收问题之“大”，也就注定了要为治国格局之“小”付出代价。